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外部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1931年，江西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允许外资企业在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的前提下，另定租借条约，继续生产。
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规定：“欢迎海外人士及敌占区同胞向根据地投资，发展生产事业”。
在1945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之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总体上，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对外政策总体上都是倾向于开放的，但是基于不同时期的内外形势不同，采取的因应政策不断变化，所以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
根据新中国建立以来内外形势及对外贸易的相关政策变化，大致可以把新中国对外开放划分为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的“积极一边倒式”开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自力更生式”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逐步扩大不断深入式”开放和2012年以来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式”开放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外贸政策及发展特点各不相同，但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二、“积极一边倒式”开放下的外贸发展（1949-1958）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努力开展对外交往流和贸易往来，在建国第一年就同17个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希望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地开展贸易关系。但是美国政府于1949年11月提议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进行贸易封锁，1950年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这就势必迫使新中国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一边倒型”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边倒”的开放主要基调仍然是开放。
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全世界的人看；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谈判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充分达到目的，但是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方面还是有所收获，迫使苏联作出了两个重大让步：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等协议。其中《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
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总共从苏联取得11笔贷款，总价值为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到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项工业建设项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铺垫了初步基础。这样的开放，虽然其作用是不完整的，但是比单纯的“亚当斯密式”的对外贸易还是要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忽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于1950年即同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芬兰于1952年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同中国中断了直接贸易关系。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1957年5月，随着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参加“巴统”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58年9月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作一些放宽。
这一时期中国也大力开展与广大亚非国家的经贸活动，如在1952年与斯里兰卡开展大米换橡胶的贸易，1956年与巴基斯坦签订煤炭换棉花的贸易合同，1956年与印尼签订1200万英镑的易货贸易协议，1957年还跟阿富汗签订了两国间第一个贸易协定等等。1957年中国首次举办广交会，与有意愿跟中国做生意的各个国家广泛开展贸易洽谈活动，也是努力打破对华贸易封锁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出口增长平均速度。1950-1956年间，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高出世界出口贸易增速约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地位也不断提升，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0.91%上升到1956年的1.58%。
三、“独立自主式”开放下的外贸发展（1958-1977）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不断巩固及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外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封锁逐渐放宽的同时，中苏关系却开始恶化，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关系出现大面积下降。
1959年中苏贸易总额约合20.9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7.9%(50年代有些年份占一半以上)；至1965年中苏贸易总额只有4.0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9.6%；至1970年中苏贸易总额进一步下降到0.47亿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1%。
这一时期，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开始从以前主要面向苏东国家转为面向西方国家，同时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交往。早在50年代，中国就积极开展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并努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和政府贸易。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财贸工作时，在肯定了“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原则的同时，指出“这句话的后面应加一句：‘但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
1959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在两次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指出：“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
1961年2月，他在会见时任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说：“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1963年12月9日，朱德在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薛暮桥的谈话中指出：“自力更生不是说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次年1月他又在听取汇报时指出：“从外国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们的东西我们用得上，我们的东西他们也用得上，这是双方的需要。”
1962年9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两套维尼纶成套设备。
1963年又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引进石油化工技术方面的14个成套设备项目。在前两次引进取得成功以后，党和毛泽东对于引进外资有了一些更加积极的提法和表现。
1963至1964年间，党中央又先后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行业的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
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开矿办厂，向他们学习技术，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
1964年1月，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毛泽东又在会见法国议员和意大利客人时表示，希望扩大与两国的经济往来。
1965年4月13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还同意了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
到1966年以前，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的厂商签订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塑料、汽车、液压元件、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设备引进合同84项，总成交额为2.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合同56项，用汇2.6亿美元，占全部引进的90%以上。引进的这些设备范围广泛，从生产资料设备到消费品生产设备均有，但最主要的还是重型工业项目和重大技术装备，其中钢铁工业占31.7%，化学工业占28.1%。
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同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且同其中38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签订《联合公报》；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这以后出现了很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热潮，外部封锁被逐渐突破。至1973年底，我国已经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利用这一时期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善，中国趁势扩大对外经济关系。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引进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23套化工设备。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进行总结和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首次大规模引进计划，是打破特殊时期闭关自守的重大突破。这次引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积累多年的“吃、穿、用”严重不足和工业化建设中能源、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问题，即为缓解紧张的供求矛盾而进行引进。关于引进设备的资金，为摆脱外汇不足，报告提出拟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在设备交付后的8年中分期付清，按照年息6%计算，连本带利合计金额52.22亿美元。
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方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和同意。“43方案”带动了中国外贸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是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四、逐步扩大不断深入式开放下外贸发展（1978-2010）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及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逐步扩大开放，在开放及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当中带来国内相关机制体制变革及产业体系的全面成长。
1978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决定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共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特点的基础上，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
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从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设想，并制定了保证设想实现的包括“整顿”、“加强科研和引进新技术”、“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等在内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汇报要点》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
1978年，我国以现汇方式引进了22个大型项目，合同金额为78亿美元，简称“78计划”。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将大连建成北方经济特区的构想。
从1978年初起，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
回国后，1978年6月，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人的汇报。谷牧汇报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积极对外引进。对此，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当即拍板，由谷牧组织出几条引进措施，到国务院务虚会上讨论。
在7月6日—9月9日的国务院务虚会上，60多位部委领导参加并做汇报，讨论对外引进议程。邓小平同志很重视引进外资，他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时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建议以“合资经营”的方式引进汽车项目。邓小平随后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由此打开了中国合资经营的大门。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利用好这两个地区毗邻港澳台的独特区位优势。
1980-1988年，我国共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国家给予特区特殊的财政、外汇、税收、进出口管理政策，通过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外商投资，以此带动对外贸易发展，加强与国际市场的经济关系。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中国沿海的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并先后在其中的11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78年至1991年期间，我国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到1993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我国正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此后，我国又成功应对了加入世贸的各种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加快转移的历史性机遇，使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迈上了新的台阶。
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很多。
在外贸管理方面，将以往以计划调节为主改变成以市场调节为主，取消了出口收汇、进出口用汇等多项外贸指令性计划；在外贸经营上，打破了国营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逐步发展民营外贸企业和工贸公司，建立中外合资外贸企业，实行外贸主体多元化；在经营业务上，打破了企业单一经营传统，逐步建立起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新体制。
到90年代后期，我国外贸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外贸体制框架。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为适应入世的新要求，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持续深入开展，建立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进出口管理法律框架和制度。
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进行新一轮改革，将上述单位的外经贸管理职能进行整合，组建商务部，主要负责研究拟定规范市场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法规，管理对外贸易和组织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这一行政机构的改革，改变了以往内外贸分割管理的体制，有利于我国更好的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要求，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根据2004年7月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我国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登记备案制。
1979年之前，中国的外贸政策基本上是属于“进口替代”，改革开放后形势及理念都发生了变化，采取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策略，而出口导向已占主流。从出口商品结构看，1978年以后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同期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则快速增长。我国大体上通过“出口创汇-投资品进口-扩大投资-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扩大进出口”这一循环过程，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实现了外贸促进经济增长及外贸与工业化相互支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这一时期的工作不讳言仍然存在较多失误甚至失败之处，但在整体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五、深刻变革和创新开放式的外贸发展（2011年以来）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世界发展日益不平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从2008年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其实并没有走出大危机的阴影，新一轮的大衰退随时可能到来，国际上各方面的迹象已经不断提示风险，全面的危机或许并不太远。而且当前的这种危机形式，既非西方传统经贸理论所能解释的，也非其所能根本解决的。
在危机面前，中国反而逆势而上，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警惕，美国由拉拢中国为主转而以围堵中国为主，力图遏制中国发展。2011年11月，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战略。2012年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当于正式宣布要围堵中国。
当前，西方从经济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指导中国的外贸政策发展道路与方向，跟随式增长路线日益走不通，“韬光养晦”的外交理念不再适用，中国作为大象，无法再隐藏在树木的后面，如果那样做，就相当于“鸵鸟埋沙”，中国不得不进入深刻变革和创新的大国开放阶段。
2010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采取了包括“亚太再平衡”“TPP”和“南海仲裁案”在内的一系列围堵策略，中国则报之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予以突破。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博弈升级，中美贸易战形势骤然紧张。
美国对中国频频祭以“关税战”“技术战”和“金融战”等手段，中国则一一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但是对于美国“逆全球化”的做法，中国则报之以更大的开放。2019年9月5日，人民日报钟声文章：《扩大开放，见中国胸怀》。2019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再次强调，中国市场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00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德国、韩国、日本、荷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72.4%、69.7%、12.6%、14.3%，欧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8.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数据显示，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入，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不断加强。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感慨，美国政府“不断地将世界其他地区推开，推向中国一边”。
回顾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和外贸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个阶段中国都在追求开放，同时也坚持独立自主，对外贸易一直在发展。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亟需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但是受限于内外条件，只能进行“一边倒式”的发展。
到第二个阶段，中国的经济有所恢复。这时候中国面临着成为他国经济依附者的危险，可能会陷于“中心-外围”的格局而难以自拔，因而采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及外贸发展方式。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之后，中国及时采取措施，把握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良好机会，实现了“逐步扩大不断深入式”的对外开放。
到201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跟随式的发展已经难以持续，中国不得不进行深刻变革和创新式的对外开放。
总体上，建国70年中国的外贸发展，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紧密联系，前三十年为后四十年奠定了基础，后四十年拓展了前三十年的成就，但是内在的发展逻辑基本一致。虽然四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有的变化，各有特色，也走过不少弯路，但追求开放的主旨不变。事后总结，成绩也都是主要的。
在未来，中国仍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宗旨不变，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在各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