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近30载的煎熬
1959年，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在苦寒的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北部发现了大庆油田，初期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约近60亿吨，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掀开了新中国打破西方“中国贫油论”的谶言、独立自主找油探气的序幕。凭借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继大庆油田后，上世纪60年代我国又相继发现了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大港油田等一批大油田，为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加油打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并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打下了爱国、拼搏、奉献的底色与传统，至今经久传承、熠熠生辉。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1.0阶段。
微信截图_20191022091208 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找油探气工作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一是向西，相继发现了长庆油田、四川大气田和塔里木油田等一批大型油气田；二是向海，随着1982年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成立，我国开启了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大幕，并在渤海、东海、南海相继发现了一批大型油气区块，但由于技术所限，海洋油气开采活动长期主要集中在近海和水深200米以内的浅海区域。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2.0阶段。
微信截图_20191022091243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就再难有激动人心的重大油气发现。除了2007年5月中国石油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冀东南堡油田、2012年11月中国石化在重庆涪陵发现大型页岩气田等少数孤立性成果外，近30年间，中国人已很难听闻到油气勘探领域令人激动人心的新的重大捷报。其间零零星星的成果也有，但相对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飞速发展对油气资源的巨大需求来说，都只能称得上无关紧要，难转大局。新的接续资源有限，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老油田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高强度开发，也相继跨过其开发周期的盛年，增产稳产难度越来越大，一次采油、二次采油、三次采油轮番上阵，也不改越来越多的老油井出水不出油的窘境，开发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在国际油价低迷的背景下已没有经济意义。因此，近年来，不断传出老油田、老油井减产、关井的消息。以大庆油田为例，从1976年跨入年产5000万吨，直到2002年实现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但此后，大庆油田的产量整体下滑，继2003~2014年连续12年稳产4000万吨后，2015年宣告4000万吨失守，历史最低点出现在2016年，为3656万吨。胜利、大港、中原、江汉等老油田也大抵如此。
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1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国；2017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断膨胀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对油气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这与国内新的油气发现长期“熄火”、老的油田产量走下坡路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尖锐矛盾，供需失衡越来越突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油气进口量逐年攀升、对外依存度每隔三五年上升一个台阶。从下列图表可以看出，我国原油产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爬坡过坎，于2010年首次勉强跨过2亿吨的门槛，但这个光景也不长，又于2016年再次跌破2亿吨并持续至今。而在原油进口方面，2003年突破1亿吨，2010年突破2亿吨，2014年突破3亿吨，2018年突破4亿吨，增长幅度惊人。自产不振、进口飙升，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自2009年首次突破50%以后，2015年突破60%，2018年突破70%，已经越过国家能源安全的红线。
微信截图_20191022091259微信截图_20191022091307 艰难的求索突围
祖国急需石油，新的资源在哪里？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着光荣传统传承的新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石油人，开始苦苦思考和求索这个问题，“我为祖国献石油”进入到一个守正出奇、多路突围的新阶段。
首先是老油田、老油井的“延年益寿”。以技术创新向驱油采气的极限进军，近30年来，大庆油田等国内老油田不断探索应用了水驱、气驱、化学驱、生物驱等二次和三次采油技术，形成了世界上叹为观止的极限采油技术工艺体系。没有中东、美俄那样的资源家底，新的资源增量上不来，那就只好最大化地将既有的资源存量“洗”出来、“逼”出来，将边边角角的资源开采利用起来，尽可能延长老油田、老油井的生命周期。这是守正之策，既是“笨”功夫也是“巧”功夫，但因其成本越来越高，只能当是权宜之计。
其次是极端地质条件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往地球更深入钻、往致密岩层和特低渗透岩层钻、往深海里走，同期中国的石油人可谓英雄虎胆，就为了一个目标：增储上产，提高国家油气自给能力。为此，世界之最12000米特深井石油钻机问世了，深海油气开采平台“海洋石油981”“海洋石油982”诞生了，延长油田特低渗透油藏深部复合调驱技术呱呱坠地了，辽河油田稠得像面团的稠油也采出来了……多年没有重大油气资源新的发现，而全国油气产量还能基本稳住，这一项项“刮油神功”可谓居功至伟。
再次是“走出去”。新世纪伊始国际油价的一轮猛涨，催热了中国油企“走出去”获取海外油气资源的试水。中国油气勘探开发难有突破，但从全球来看其实并不缺油，中国政府和石油人的思路拓宽了，将目光瞄向海外，深化开放共赢、开展多元化国际油气合作成为一项新的国策。但初次出海，让中国人见识到了“水有多深”。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收购加拿大油砂项目、介入中东的油气资产，我们无不吃了很多哑巴亏、交了很多很久的学费。世界的油气资源和市场远不是我们之前局外人时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仅仅是它的表象，潜藏在其下的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暗流涌动。看清楚这一点，中国政府和石油人是付出了不菲代价的。
好在经过摸爬滚打，我们摸到了门道，最终得以登堂入室。从最初的直接收购油气资源，到后来更多地探索以借道国际财团开展合作开发以取得“份额油”的模式，中国油气企业“走出去”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手法越来越娴熟。
还有一点就是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稳步建设。国际上一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应达到90天以上的通行做法，日常按低油价时屯油补库、高油价时放油平抑的原则来运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东、中、西三线布局，建立起不断扩容的战略储备规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战略石油储备国，在轻描淡写间干成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
所有的这些探索，成也好、败也罢，都是有意义的！有的已经显现，有的还需等待时间之花的静静开放。摘掉新世纪“中国贫油”这顶新的帽子，实现历史性的突围，中国的石油人一直在拼搏。
油气开发新时代来临
变局之门在2016年开启。原油是美元操控下的一个提线木偶，自以美元计价起，国际油价就以大约15年为一个周期在周而复始地上蹿下跳“表演”。而2016年正好完成了新世纪国际油价的第一个轮回：2008年3月20日，国际原油见顶于每桶147美元；2016年2月12日，国际油价见底于每桶26美元。此后，油价开始缓慢爬升。
油价上升是一根导火索，在多种因素发酵和催化之下，国内油气勘探发现出现了罕见的持续喷涌：
2016年8月，中国石化在塔里木盆地顺北地区发现估算油气资源量17亿吨的油气田（平均深度7300米，是目前世界上埋深最大的油藏）。
2017年，中国石油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发现十亿吨级砾岩油田（为迄今世界最大砾岩油田），同年中国石化在重庆涪陵探明地质储量超600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并于2018年率先建成中国首个100亿方年产能的页岩气田。
2018年9月，中国石油在内蒙古河套盆地发现探明地质储量超48亿吨的油田；2018年12月，中国石油在新疆库车凹陷发现千亿方级凝析气藏；2018年12月，中国石油在四川简阳市发现近万亿立方米的大气田。
2019年2月，中国海油在渤海海域渤中凹陷发现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成为渤海湾盆地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然气发现……
再加上70周年国庆前后“献礼”的几项重大油气新发现，中国油气资源的家底一下子丰厚了不少。更为重要的是，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沉寂了将近30年后，我国很可能迎来一个周期相当长的重大油气资源勘探发现的新高潮，而绝非昙花一现的精彩。“我为祖国献石油”的3.0时代，已经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为什么这么讲，其一，否极泰来，新世纪国际油市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油价回升将行稳致远。眼下油市正在演绎“时间换空间”的过程，特朗普政府出于多重目的打压油价，其力度有多大、有多长，“后特朗普时代”油价报复性上涨的力度就会有多猛烈，整个世界都要为若干年以后的高油价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而此时处于油价的历史低位，布局扩大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正逢其时。
其二，厚积薄发，近几年的重大油气发现，很多都是长期积累后
突破的结果，有着可持续性的牢固基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以2018年中国石油在内蒙古河套盆地发现的大油田为例，这项发现打破了该盆地近40年找油久攻不克的困境，凸显了中国新时代找油探气新思路、新理念、新技术的集成发力。
在市场、政策、资金等因素的推动下，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正在提速，而中国石油更是成为了其中的急先锋。在经历2015、2016年的低谷后，“三桶油”的上游勘探支出于近两年开始回升。“三桶油”2019年的投资计划如下图。
微信截图_20191022091317 成效也是显著的。以中国石油大庆油田为例，继2015年产油首次跌破4000万吨，2016年探底后，2017年产量再次回升，全年产油3952万吨，2018年进一步回升重返4000万吨大关，达到4167万吨。厚积薄发，老树发新枝、新起参天树并立的盛景已隐现苗头。
其三，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海洋油气开发走向深蓝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南海因其赋有的丰富油气资源，被世人形容为“第二个波斯湾”，其神秘面纱才揭开冰山一角。但利益交集之处，历来也是摩擦是非频发之地。正因如此，恰如知名能源专家董秀成所言，如果南海相关方因为拼抢资源而剑拔弩张，那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第二个波斯湾”，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无异是一场悲剧。数十年来，在韬光养晦和以大局为重的方针指引下，应该说我国对南海局势保持了最大的低调、克制和隐忍，即便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南海邻国纷纷非法侵入我国主权海域开展了多年的油气开发活动，我国除了摆明严正立场之外，并没有采取实质性对抗措施让事态升级。
随着2012年海南三沙市的正式设立，以及自2013年开始中国在南海开展一系列的填海造岛作业，一个扭转时局的新时代到来了，宣告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控制力达到新的高度。目前，中国南海主权宣示的新部署已渡过最为颠簸的阶段。2018年11月，在中菲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签署了政府间《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合作开发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铺平了道路，也为其他南海沿线国家开展此类合作、形成机制树立起典范。从“主权确权”到“资源确权”，伟人当年所指向并期待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经过几代人的接力棒正在成为现实。
在确权的同时，中国为走向深蓝的物质基础也提前做了大量铺垫，深海油气开发的技术装备已趋于成熟。自2010年以来，“海洋石油981”“海洋石油982”、30万吨FPSO等国之重器相继诞生。2013年5月，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荔湾3-1”天然气综合处理平台运抵南海作业区，掀开了我国深海油气开发的序幕，也标志着我国海洋深水油气田开发的关键技术装备集成已经就位。“荔湾3-1”气田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深水油气田，位于南海东部，距香港东南300公里，平均水深1500米。
微信截图_20191022091328 南海油气合作开发所依托的地缘政治的关系、共识、秩序、规则等正在一步步入轨就位，中国深海油气勘探开发的技术装备手段已趋成熟，一切都预示着，南海成为世界新的油源富海，同时也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已经不再遥远。
加快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进度，加大“一带一路”框架下能源合作的力度，两翼齐飞、双轮驱动，“我为祖国献石油”3.0时代必将行稳致远。
连锁反应影响深远
“我为祖国献石油”3.0时代到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效应呢？我们分析认为，其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的。其一，原油对外依存度可能见顶回落。原油产量恢复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的预测，我国原油产量到2022年将再次恢复至2亿吨以上水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估。在需求方面，继2018年中国汽车销售28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后，2019年汽车销量同比大概率还是负增长，中国的汽车消费正在构筑一个平台期。受此影响，国内原油对外依存度可能在突破70%以后不会再持续显著攀升，而会在短暂小幅盘整之后掉头向下。随着锂电、甲醇燃料、氢能等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我们甚至预估，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有可能在10年之内跌破60%，再次回到能源安全比较合理的绿灯区。
其二，中国新能源发展的路线图可能需要修正。正如美国掀起的页岩气革命，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重心向传统能源回归深刻影响了全球能源产业的格局，中国的油气自主3.0时代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外溢效应，随着油源瓶颈趋于缓和缓解，国内炼化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强化，其对新能源必然构成此长彼消的压制。从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来讲，新能源崛起甚至主导能源大局虽然从长期来看是大势所趋，但其发展是螺旋的、曲折的，并不会一帆风顺。油气产业的强势回归，必然会延缓新能源发展的节奏与进程。
其三，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可能是煤化工。全球有很多国家对煤化工技术有研究和储备，但真正大规模发展煤化工并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产业体系的，唯有中国。究其原因，一在于加工油比加工煤有优势、少弊端；二在于中国富煤缺油少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实在没有太多更好的选择。
中国的煤制油气、煤制化学品带着部分替代石油原料、实现能源多元化供给的使命而来，一路披荆斩棘终有大成。但油气自主3.0阶段的到来，国内能源供给的紧迫性有所下降，煤化工是否还需要大干快上就存在“法理”上的松动。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煤化工发展中远期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石油的自主革命，南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在中国中西部煤海地区引起一场龙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