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2019年11月25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评论文章：《美中贸易战结束之后的世界》
津津有味地旁观两大经济巨人之间这场史诗级的争斗，难免让我有一种负罪感。这其实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很可能仍然如此。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前景基本取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政治形势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10月11日大张旗鼓地宣扬的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这份协议如果得到落实，虽然不会带来显著的经济影响，但它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特朗普终于对这场贸易战受够了（Trump has finally had enough of this trade war）。在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弹劾案和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的压力下，宣布在贸易战中获胜并借此处理国内问题符合特朗普的利益。
至于中国，它也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贸易战。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当然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但中国领导人绝不会在主权的核心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他们也不会放弃雄心勃勃的预计于本世纪中叶实现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考虑到中国决策者3年来一直在坚持一些去杠杆的措施（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应该很希望能尽快缓解中美贸易冲突给经济带来的压力。
因此，两国都有足够的理由相向而行，共同走向能够为双方挽回颜面的停战。考虑到最近香港和新疆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除贸易冲突之外其他复杂情况给两国政治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贸易战中所蕴含的政治告诉我们，关系缓和（而非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是形势发展更可能的走向。
果真如此的话，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贸易战结束之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我看来，有几种可能性是值得一提的：去全球化、全球性脱钩以及贸易转移效应。
首先，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发生。与在一战和大萧条之间退潮的第一次全球化一样，此次全球化浪潮也造成了巨大的反作用力。民粹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昂起它丑陋的头颅，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社会撕裂主导着各国的政治议程。令局面更加恶化的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还侵蚀着人们的就业安全感。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全世界贸易额暴跌了60%。虽然当前我们的政治受到机能失调的困扰，但发生此类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其次，全球性脱钩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从过去25年里全球价值链的爆炸式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全球化竞争已经从昔日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生产的传统范式转变为今天更加碎片化的包括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等环节在内的产业链的竞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从1993年到2013年的20年里，全球价值链贡献了高速增长的全球贸易额的73%。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物流和外包技术的突破等不可逆转的因素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它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几乎不存在断裂风险。
贸易转移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一个观点：双边贸易冲突（乃至双边脱钩）是无法解决多边失衡（multilateral imbalances）问题的。向贸易伙伴施压很可能将适得其反，而这正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102个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向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其实反映了美国国内储蓄的高度短缺。在联邦预算赤字如今接近失控的情况下，该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果美国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国内储蓄问题，针对中国的施压无非是把美国多边赤字的中国部分分散到其他贸易伙伴身上。这一转移将让贸易从中国转向成本更高的其他国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与提高对美国消费者的征税毫无二致。
无论停战是否发生，这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与中国之间长期的经济角力（a protracted economic struggle）已经开始。暂时停战只不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式冲突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性的权宜之计（a politically expedient pause）。美方更应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忧虑，因为美国并不具备目光长远的战略框架（devoid of a long-term strategic framework）。而中国却有所不同，这个国家古代的军事战略家孙子2500年前已经在他所写的兵书中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