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引领时代，智慧迸发力量。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主办、蓝迪国际智库承办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智库研讨会采用线上视频形式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王伟光，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家委员会主席、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参加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权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放眼寰球，展开“头脑风暴”。此次会议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围绕世界秩序重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机制化建设、中东欧“17+1”与区域的融合发展、中亚合作的战略布局与实施路径、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等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以下为各位专家发言要点摘录。
（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关键点
赵白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
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
发言关键词：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全球产业链、第四次产业革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大国关系
发言要点摘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引发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国际经贸往来等都受到了疫情的严重破坏，全球治理结构现存的矛盾和压力进一步凸显，世界已经到了亟需构建国际新秩序、改善和重建全球治理体系、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渴望实现更为公正的、富有活力的新型全球化。在此宏观背景下，对于当前世界格局和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如下判断和建议：
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一带一路”是实现新型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全人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诉求没有改变，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也没有改变。中国应牢牢紧握新型全球化的旗帜，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以不变的初心应对万变。所谓新型全球化，是指“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化过程。新型全球化遵循平等、追求共赢，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和载体。“一带一路”倡议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坚决摒弃原有不公正、不合理元素，坚持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让全体参与国家和人民从中受益；以发展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结果导向为目标，务实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以来，从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到“五通”目标的全面展开，已经在推出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促进新型全球化、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疫情后时代”要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加快布局全球产业链，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局面。目前，"一带一路"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渐崩陷，新的国际规则呼之欲出，各国都试图在秩序重塑的过程中体现更多本国的意志与利益，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发展红利恰逢其时地为各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普遍对接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我国要把握好此战略机遇期，加快补上科技的短板，补上核高基投入的不足，大力加强战略新兴制造业工业制造中产业链集群的发展，在国内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与此同时，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和抓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复制这些核心科技，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局面，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要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果的应用，构建“数字丝绸之路”。第四次产业革命建立在数字经济革命的基础上。信息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源头。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启动面向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数据和数字经济的重视。在“一带一路”新阶段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培育，构建“一带一路”数字供应链，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订单、产能、渠道等方面共享，促进资源的有效协同，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跃升。
第四，要处理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十四五”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与国内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之处息息相关，只有加快解决相关体制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在对冲疫情风险、构建我国宏观经济新局面以及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而且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引领。在此方面，外交、商贸、金融、基础设施、海外发展、国内改革等等重大问题均相互关联影响。因此要处理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十四五”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关系，真正实现“内外结合”、“相辅相成”。
第五，谨慎防范大国博弈过程中潜在的诸多变量和风险。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变量，要做好有效应对包括舆论战、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在内的全方位挑战的准备。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区域，如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都会不同程度受到中美、中俄、中欧关系的牵制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谨慎评估，妥善应对，建立好风险防范机制，规避由于大国博弈过程带来风险和损失。
（二）未来世界格局的“四种可能”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发言关键词：变与不变、中美脱钩、全球化、产业链、区域经济一体化、平行体系
发言要点摘录：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此次疫情虽然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变量，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世界格局的演进方向，而是加快了现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速率。百年变局的两大特征：“东升西降”和“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东升西降”是指中国和西方国家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之间，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与此同时，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化进入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出现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增大。
中美关系在此次疫情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产业链的关联上，出现了由“规锁”向“脱钩”转向的趋势。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美国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冷战结束以后一直到2008年，全球逐渐形成了分工细化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产业链越来越长，越来越细化，但是也愈发脆弱。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客观上出现全球产业链断裂的事实。表现为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大量订单被取消，新合同难以为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主观上推动本国产业链重新配置，产业链“脱钩”的倾向更加明显。
未来世界格局的改变存在以下四种潜在可能：
第一，丛林战争。即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全球化全面倒退，呈现碎片化。此种世界格局出现的可能性小。
第二，国际多边体系加快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加强，可能成为替代多边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一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其基础在于二战后美国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当前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2019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整体上结束谈判，标志着世界上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区域间紧密合作的趋势不断上升。
第三，平行体系的现实可能性在上升。这个观点最早由基辛格提出，他认为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从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与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互相平行。随着主客观脱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平行体系并存的现实可能性在上升。
第四，全球化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人类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生存下去。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易事，但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三）“机制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发言关键词：“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发展导向、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丝路精神、渐进性原则、义利观
发言要点摘录：
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机制化是一个突破口。机制化建设将成为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举措。
之所以强调关注制度建设也就是机制化，主要是共建“一带一路”存在对接的问题，而对接将进一步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规则，将无法实现和现有多边机制、区域机制的有效对接。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带一路”不走机制化的道路，将无法跟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对接。
所以从“一带一路”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诉求、应对外部挑战和对接需求这三个方面考虑，“一带一路”发展应以机制化建设为突破口。同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导向使其成为一个有别于现有规则导向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中，无论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区域合作机制，都首先把制定规则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规则导向固然有利于合作机制的运行，但也带来一个明显的弊端，即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面对复杂的规则门槛难以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之中。而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建设则不然，它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目标，不以设置规则门槛为前提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从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致力于打造以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
因此，在机制化的推进过程中，至少要坚守三个原则：第一是共商或者民主化原则，第二是渐进性原则，第三是坚守正确的义利观。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奉行丝路精神，超越了传统地缘、经济、文化与社会制度因素的限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古丝绸之路作为纯粹的运输通道并无特殊的价值，但它留给世界的最宝贵遗产是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开放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其二，机制化建设要奉行渐进性原则。不同类型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和范围各不相同，不同领域的合作进展也不会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基于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共建原则推动渐进性的机制化。其三，未来的机制化建设需要坚守正确的义利观。因为义利观指导中国经济外交，同时也指导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弥补了规则非中性所带来的大小国家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弊端；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有“义”，“一带一路”建设将失去应有的价值；没有“利”，“一带一路”建设将不可持续。只有把“义”和“利”有机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建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未来机制化建设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比如说现在的两年一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能不能作为未来一个合作机制的平台？如果不能，是否有其他选择？ 第二，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利益分享的机制化。第三，“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体系。这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利益分享决定了“一带一路”未来发展是否可持续，如何从机制方面予以保障？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共建国家合作出现了三种合作形态，即“多与少取”、“只与不取”，以及“与取相等”。在不同的合作形态中，如何从机制层面进行保障？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关注的。而支持“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走出去”涉及到的税收体系、融资体系、安全保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则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可持续性，保证可持续性的突破口或者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渐进地走向机制化。
（四）疫情发展如何影响未来世界走向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发言关键词：世界格局重组、国际关系重构、疫情发展变化、中美脱钩、联合抗疫、互利合作
发言要点摘录：
大疫情全球蔓延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同时也加快了世界格局的重构、国际关系的重组和游戏规则的重写，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和世界层面的危机和风险。那么下一步世界格局的走向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是各国各洲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是否继续快速上升和特效药、疫苗能否及时问世并投入使用。假设疫情出现第三轮暴发，即中东和亚非拉地区大暴发，或者欧美感染数和死亡数持续高升，加上短期内特效药、疫苗无法问世，那么世界格局重构、游戏规则重写和国际关系重组的速度还可能加快，疫情对全球格局的冲击力还可能加大。
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表示，这也是自联合国建立以来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客观地说，原有的世界体系、世界格局、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设计中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疫情的应对之法。在疫情和全球经济政治动荡下，各国际组织和各国各区域组织反应如何？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各自为政，这个是本能的，灾害来了先保自己。第二种反应也是“本能”的，即互相指责或者推诿，现在的词叫“甩锅”。第三种，如果稍微能够现实一点，理性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最后发现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各国只有携手，才能共同妥善应对。
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现在有些人还在讨论，要不要脱钩，该不该脱钩以及会不会脱？其实，自从贸易战起，实际上美国方面就已经开始与我国的脱钩过程了，无非是脱到什么程度，是“贸易脱”、“科技脱”，还是连人文交流甚至媒体也脱，现在再加上公共卫生防疫，是脱钩，各自为阵、向我甩锅，还是怎样，中美脱钩如果呈加速发展趋势，那对中美都不是好事。
疫情之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抗疫方面的互利合作，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推进10+3联合抗疫、建立防疫和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的倡议，也得到了10+3会议各国的赞同。如果在短期内我们与美国和欧洲最发达国家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抗疫合作，我们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欧“17+1”的至少部分国家更要增加实实在在的合作，加大信息、技术以及治理疫情方面的共享。
现在已经有“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7+1”国家来与中国探讨疫情防控的经验。抗疫问题上我们不打政治牌，不去比较意识形态或制度孰优孰劣，而是与各国坦诚、客观地分享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组织起全国人民开展疫情联防联控，有效切断传染链条，政府与人民紧密配合有效控制局面；如何做到使全国上下一盘棋，个人居家隔离、社区积极管理，企业也服从国家抗疫大局。
与各国建立互利共赢的抗疫合作机制是亟需加强的工作，甚至升级、加大、加深这种合作机制，使“一带一路”增添新内涵，赋予新动能。
（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东欧“17+1”合作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发言关键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17+1”区域性融合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绿地投资
发言要点摘录：
中国与中东欧国合作机制建立八年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十项：第一，实现了高层定向；第二，实现了机制创新；第三，经贸合作成果非常显著；第四，实现了互联互通互惠式的发展；第五，实现了绿色发展；第六，实现了资金融通；第七，从中方的视角来看实现了央地的合作；第八，进入企业主体多元化；第九，科技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十，实现了民心相通。
但目前也存在着几大结构性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弱项和短板：
第一，贸易逆差较大。以中国和波兰为例，中国和波兰的贸易逆差大致达到了13:1。贸易逆差在不断的扩大是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结构上存在的较大问题。
第二，资金流向不均匀。“17+1”合作是要实行普惠均衡，要使合作国家都能够分享合作的成果，包括中方的资金优势、产品优势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平衡的，吸纳中方资金最多的还是巴尔干、南欧国家，而波罗的海沿岸这几个国家情况恰好相反。
第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品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优势互补、对接，当然这其中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以猪肉产品为例，前期是因为发生猪瘟，中国控制进口。后来的乌克兰危机再次使进口受限，加之俄罗斯的影响，所以使得互惠的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受到影响。
第四，中方企业不重视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认为它体量小，在中东欧国家开天辟地的力度往往不够大。大家都是想抱“金娃娃”，不太重视这些小型的经济体。
第五，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过程中受到第三方或是外部环境影响。八年中我们画了一条线，大概前五年是黄金期，为什么是黄金期？因为当时，是奥巴马在执政。美国对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并不是特别的在意，但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就提高了警惕，同时也加大了对中东欧国家开展所谓的“工作”。以前美国国务卿很少到中东欧国家去，然而现在蓬佩奥一年大概要去两、三趟，去说服这些国家不要使用中国的技术，包括华为的技术。另外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美国要求中东欧国家“站队”，产生了很大影响。欧盟对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是同步的，美国强硬起来以后，欧盟态度也是开始收紧，对于中国的投资门槛不断提高。但是欧盟整体的态度是躲在美国人后边，悄悄地去收紧合作的限制。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近三年中东欧国家对话合作开始呈现分化趋势，这是我们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当中第三方或是外部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提高与中东欧“17+1”区域性的融合发展？
第一，加大对于这些国家进行绿地投资。现在贸易逆差比较大，环境也比较紧，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加大对于这些国家进行绿地投资，比如中国企业在中东欧“17+1”国家开展大型设备的投资，实际上把当地一些零散的小户企业给兼并了，贴当地的牌，这样虽然不算是中国的产品，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盈利了。因此，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的装备、机器都可以用中东欧国家的标牌畅行无阻地在第三方市场来销售。
第二，集中一些优质的大型国企和中东欧国家合作。鉴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量小，合作时用一个省和它对接，可能力量都显得不太对称。所以最好是集中一些优质大型国企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比如说保利购买中东欧国家的红酒，大致一个国家保利的进口量就可以满足50%，这样可以有力地缓解我们和这些小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
最后一个建议，前一阶段我们是规模性的发展，现阶段我们要提升质量型发展，要形成国内的合力，沉下心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造声势扩大规模，要精准发力。
（六）“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发言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和中亚地区合作、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上海合作组织、民心相通
发言要点摘录：
“丝绸之路经济带”有6条，陆上走廊有两条经过中亚，一条是新亚欧大陆桥，另一条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因为第二条走廊经过土库曼斯坦，然后到伊朗、土耳其，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
中国和中亚地区合作成果非常多，但是现在遭遇的问题也很多，情况非常复杂，应该说机遇很大，风险也很大。中亚安全形势、大国博弈、民族矛盾，包括三股势力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疫情以后应如何开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
第一，我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提高合作层次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关联性特别强。现在总的来说，在国家政府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期望非常高，所以从上到下欢迎中国前来投资。
第二，中国-中亚国家合作要发挥现有多边机制的作用，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这对于中国维护在中亚的利益非常重要。
第三，在大国关系层面，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我们都面临很大的竞争。中亚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包括跟美国、欧盟、印度在中亚地区的战略互动现在都非常多，所以这方面需要得到重视
第四，做好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工作。2019年，由蓝迪国际智库主办的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国际高级研修班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并将于2020年开展的中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高级研修班。双边智库和媒体要积极开展合作，这样可以真正使中亚国家民众接受，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基础。
（七）疫情之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发言关键词：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供应链分类管理和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制度、数字丝绸之路、全球化与本地化、全球价值链
发言要点摘录：
现在来看，疫情发生范围已经蔓延到全球，持续时间仍无法具体判断，但也绝不可能在第一季度结束。因此，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全局性、严重性、非短期冲击性也应该得到共识。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生产格局下，疫情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影响之深和之广都需要充分认识。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应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应对措施。对此，有以下判断和建议：
第一，疫情冲击已经影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上升，应高度重视我国供应链安全，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从战略上把握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促进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提高。
第二，基于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程度和产业自身特性，对我国供应链进行分类管理，针对性地迅速恢复供应链和推进供应链全球战略调整。
第三，作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紧急整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资源，在采取综合救助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加速建立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制度。
第四，通过完善供应链金融，提高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供应链平台的的数字化水平，增加我国产业供应链弹性，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和调整。
第五，加强联合抗疫，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我国企业加快走出步伐，保障全球供应链节点安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即使全球化有各种发展可能，但对中国来说还是应该积极推进供应链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鼓励“走出去”和 “一带一路”建设。因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是寻求全球供应链合作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涉及到供应链这一块，如果把数字化作为一个技术新突破，其实疫情给创新型企业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同样把数字经济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做一个输入，也会给我们将来布局全球供应链寻找一些机会。
但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矛盾。该矛盾从战略上有一个处理方法，即对产业链或者公共安全来说，要集中在国内打造核心，这个核心叫做“现代核心工程”，或“现代核心企业”。把最核心的关键技术把握在国内，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复制核心工厂的内容，形成一个很强的或者说细分的链条，但是一定要有核心的现代科技工厂。每个核心产业都会有现代核心工厂，这是一个长远战略的重要支点。既要强调核心工厂的培育，同时又要鼓励核心工厂的全球化。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也是这样，需要国内有核心工厂，然后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
（八）“疫情后时代”中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王荣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发言关键词：“一带一路”、中拉合作、新冠肺炎疫情、贸易和投资、抗疫合作、智库研究
发言要点摘录：
当前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进展顺利，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集中的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需，拉美国家响应热烈，中拉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拉美也已经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但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需要应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较迟的地区，但自从2月下旬出现确诊首例病症之后，拉美的疫情呈几何级数扩散，死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拉美的疫情扩散对区域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与该地区主要国家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交织，必将加剧其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而对中拉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将加剧拉美的经济衰退。拉美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2019年该地区GDP增长率仅为0.2%。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爆发之后，拉美地区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此外，随着中国和美国相继成为疫情高风险地区，拉美的出口已经受到极大影响，且这一负面影响还在继续扩大，脆弱的宏观经济进一步承压。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将对中拉贸易和投资的推进带来现实挑战。拉美对华当前进出口都可能受到冲击，我国在拉部分投资项目的推进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拉美地区在抗疫问题上面临挑战。拉美的人均公共医疗开支仅为经合组织成员国均值的1/4，医疗资源紧缺，部分国家在抗疫方面需要国际社会资金、物资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中拉在这一领域有加强合作的潜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扩大对拉美重点疫情国家的援助。
加强疫情冲击下中拉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在拉美推进的有关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在拉美地区进展进行评估和阶段总结，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在拉美地区的风险防范问题综合研究。智库应结合当前的拉美“疫情”和中拉合作中的重大事件，开展与相关企业及与拉美的区域组织、国际机构的“一带一路”相关合作研究。
（九）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应当在防控疫情的斗争中加强合作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原所长
发言关键词：西亚非洲、疫情、经济衰退、国际收支困难、民生、中非合作
发言内容摘录：
西亚非洲的疫情仍然处在上升的势头。由于检测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已经发布的数据还不能反映疫情的全部情况。该地区贫富差异悬殊，国与国之间应对疫情的能力很不平衡。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应对疫情的能力比较弱，特别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财政支持和公共卫生系统保障；严重缺少基本的防护物资、病床和医护人员。其采取防控措施的力度，无法与中国相比，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因此，从总体上看，西亚非洲地区的疫情还在发展之中，高峰还没有到来，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疫情将给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经济陷入衰退。疫情暴发和扩散的冲击，导致世界和该地区国家的经济需求减少和供应链断裂。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减少和价格大幅度下跌，旅游业和侨汇收入减少，以及国内经济活动的放慢，使该地区国家原本乏力的经济增长前景更加黯淡，今年很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其次是国际收支困难增大。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的减少将直接影响该地区国家的外汇收入，使许多国家的外汇短缺更加严重。本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可能增大，外债的偿还能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国际收支的恶化也会增大非洲爆发发生新一轮债务危机的风险。
再次是民生问题更加突出。西亚北非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量人口依靠农业、服务业和非正规经济维持生计。经济活动放缓，以及人员、货物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只能给地区国家的就业形势和百姓生计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最后，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大。今年是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10周年，但引起那场运动的青年失业、价格上涨、贪污腐败和治理赤字等诸多问题，至今都还没有得到解决，隐患犹存。经济和民生矛盾的尖锐化，会雪上加霜，增大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
中国应当向西亚非洲国家伸出援手。西亚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在购买西亚非洲国家资源、推动其工业化发展、完善其基础设施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世界其他国家所难以替代的，西亚非洲国家“向东看”的目光不会因疫情而发生改变。疫情给中国和非洲国家带来灾难，也是增进双方合作的机会。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应当在防控疫情的共同斗争中，共同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揭批嫁祸于人式的“甩锅”伎俩。对非洲国家的疫情防控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扩大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借此推动中非合作在明年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