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6日21时，罗汉堂“议世堂”关于疫情影响的第五场跨国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IMF副总裁朱民，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如何挽救中小企业、保障就业稳定等话题展开讨论。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拯救中小企业就是拯救国民经济
陈龙表示，要战胜疫情，各国不得不通过封城和严格的出行控制和社交隔离让经济活动进入停滞状态。当经济陷入冬眠，它的末端组织——中小企业就会逐渐坏死，而坏死率超过一定的阈值，经济就会因此受到长期性破坏。
中小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等问题，拯救中小企业就是拯救国民经济。与历史上数次经济危机不同，本次疫情对经济各个部门均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迫使经济从“接触经济”转向“距离经济”，这对中小企业会带来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很多中小企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触达型”服务业，在生产运营中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其次，中小企业现金流薄弱。经济陷入停滞后，很多中小企业收入基本归零。以美国为例，大多数企业的现金流只能维持7个月左右，而中小企业更是平均只能维持20多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救助，长期隔离会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第三，尽管多国政府已出台纾困政策，但与大企业相比，政策如何向小企业有效传导一直是让各国政策制定者头痛的难题。
应该如何拯救中小企业？皮萨里德斯介绍了英国的做法：目前主要有两个措施，首先是政府负担企业最高80%的人力成本，其次是为企业提供利息极低的贷款。当然他表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成立和破产的循环也在不停发生，因此在资助中小企业时，应尽可能精准滴灌那些能在灾后回复运营的企业。
另一个问题是，疫情过后这些中小企业将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皮萨里德斯表示政府应该免去部分或全部因疫情产生的债务。虽然纳税人不得不为此买单，但这是公平的，这些成本是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理应由全社会承担。又比如，很多人在疫情之中坐在家里依然领到全额工资，而一些企业和劳动者还在坚持在一线工作，例如医疗工作者或超市营业员，他们非常辛苦地工作，并且甘冒感染的风险。疫情带来的社会成本应更加均匀的分布。
朱民指出中国的救助政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例如减低准备金利率。其次是财政政策，主要是减轻企业的税负和运营成本。最后是地方政府推出的一些消费刺激政策。但他也表示这些政策的前提是中小企业还能运营，然而疫情让需求侧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订单和客户。因此政府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刺激社会总需求。
数字技术让救助触达中小企业
在谈到如何让政府的政策传导给中小企业，三位学者均认同数字技术将发挥重大作用。
陈龙表示，数字技术天生克服了距离的障碍，已经在传播信息、追踪疫情等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救助政策触达中小企业方面，数字技术更大有所为。网商银行为湖北的商家提供了100亿元为期12个月的特别扶助贷款，其中前3个月贷款利息全免，后9个月利率打8折。它还与25家金融机构合作为85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息贷款。
在需求侧，支付宝已经帮助政府在50个以上的城市中发放消费券，通过数字技术精准拉动线下实体消费，让政策更聪明。以郑州为例，支付宝协助了发放了7500万元的消费券，通过乘数效应，带动超过5.5亿元的消费。
朱民认为，一方面蚂蚁金服等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帮助央行和商业银行触达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平台型企业也发挥重要作用，在疫情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物流、云计算、直到远程会议、办公等服务，这对中小企业是很大的支持。
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脆弱群体历来难以得到金融服务，在疫情之下需要突破传统的创新。朱民说，央行数字货币是建立全新传导机制的机遇，它可以直接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流动性和现金。此次疫情可能会激励央行加快行动。
皮萨里德斯认为，中国在应用数字技术上已经领先世界，特别是数字金融领域。没有强大的传统金融服务阻碍创新是原因之一。当数字金融机构诞生时，它们立刻获得了很高的渗透率，远超欧美。
疫情将对西方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欧洲人对用数字手段做生意是抗拒的。一个多月的大隔离强迫人们做出改变，加速企业的数字转型。过去欧洲行动速度很慢，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丧失不少市场份额，疫情终于让欧洲人醒了过来。
在谈及中小企业未来的竞争力，皮萨里德斯认为情况并非想象中悲观，尽管过去数字化让很多大企业受益，但本地经济，特别是对个性化服务需求仍将存在下去。
陈龙认为，距离经济是一次重大的结构转型，将爆发大量新的机会，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在线娱乐和健身等都是等待创业企业开拓的蓝海。历史告诉我们，危机中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也让一些具有韧性的企业从中崛起，例如非典让电子商务加速发展，成就了今天的阿里巴巴。
维持就业稳定性至关重要
皮萨里德斯因研究就业市场搜寻和匹配理论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评论疫情下的就业环境。对此他表示，就业恢复的速度比就业损失的速度慢很多，这是因为就业市场的不对称性。在正常的环境下，市场中存在着大量失业者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职位空缺，这是由于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摩擦。一旦企业因疫情裁员，他们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找到合适的员工。
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就业市场将发生堵塞，人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因此与其让大量员工失业，政府在事后提供就业支持，不如现在就提供经济援助，保证就业稳定。这也是欧洲多个国家政府愿意负担80%的人力成本的原因，维持就业稳定对经济能否快速恢复至关重要。
朱民对此表示认同，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证人们在就业状态中。德国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卡车司机失业超过六个月，他们很难从事原来的工作。他认为，政府在就业中扮演关键角色，建议在疫情期间提供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总人力资本存量，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支持，特别是增加AI和物联网等领域的人才供给。
皮萨里徳斯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包括经济发展和主要竞争经济体的信息，帮助他们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减少就业摩擦。
今年新毕业的大学生面对这样惨淡的就业市场该怎么办？皮萨里德斯表示，其实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面临更惨淡的就业市场。目前所有专业的毕业生们共同面临这样的疫情冲击，他们需要更加耐心和乐观。一是耐心等待经济复苏，这个疫情冲击是暂时的，疫情平缓后经济复苏时就业市场也会转晴。二是，具备不错的数字技术相关技能的毕业生可以更乐观一些，他们依然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开始前瞻性地思考向市场需求的方向来培养学生。对于就业结构的长期影响，技术和自动化是否会让更多人失业，陈龙表示乐观，他总结道：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焦虑史，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革命是改变人类命运最根本的力量。第二，人类一直都缺乏想象力，不知道技术会如何改变自己。第三，人类因此一直处于对技术改变自己的焦虑之中。以史为鉴，技术进步不会减少就业岗位，但会带来结构性的就业摩擦，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群体，让他们更快地获得新的劳动技能，从而减少失业带来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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