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8.4％转为增长4.4％，服务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5.2％转为增长1.9％，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将目前的经济回升称作“恢复性的增长”，因为从上半年来看，多数指标处于回升改善或者降幅收窄的态势。但从上半年累计的速度看，GDP、工业、服务业、投资、消费等领域大部分指标处于下降区间。
“总的来说，上半年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当前的困难体现在叠加上。即短期冲击叠加长期结构性问题，产能扩大叠加市场空间变小，基础能力不足叠加外部封锁加重，创新瓶颈叠加竞争加剧，要素配置不合理叠加机制性约束等。”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在当天中国新闻社举办的国是论坛上作出如是评价，但表示“远远没有到可以乐观的时候”。
董煜认为，随着上半年一系列政策的落地，下半年有望恢复到接近正常，但是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会面临与以往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宏观微观政策更加积极灵活、精准到位，特别是宏观政策要更多地代入微观主体的感受，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双循环”被政界、学界寄予厚望。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董煜看来，国内循环的关键是必须把国内强大市场潜力释放出来，要以质量为核心，通过提质增效，打通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出口转内销，还需扩大内需
数据显示，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142379亿元，同比下降3.2％，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6.5％，二季度同比下降0.2％，降幅收窄。
尽管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11889亿元，但学界对于外贸发展的预期还是相对悲观。从刚公布的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50.9％的指数似乎不错，但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只有42.6％，进口订单47％，在手订单44.8％，都低于50％的荣枯线水平，依然存在危机。
而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几个贸易大省来看，广东前五个月进出口下降8.8％，其中出口下降10％，进口下降7.1％。江苏、浙江也有较大幅度下降，疫情对贸易发展的负面冲击仍在持续，而且外贸依存度越高，风险越大。
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以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组专家崔凡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中，与防疫和居家办公相关的一些产品增长较多，但很多领域例如服装、鞋类、玩具等出口情况都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应该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让从事这些方面贸易与生产的企业能够渡过难关，通过出口转内销，使得相关的企业能够尽量维持，减少失业，同时也使得这些企业在疫情缓解后能够恢复生产与出口。
“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循环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稳定外向型经济体的作用，使得他们今后能够重新恢复参与外循环。”崔凡说。
然而，国内消费市场依然处于恢复期，由于目前消费恢复还是面临着制约，尤其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一些聚集性、接触性的消费活动仍然受到一定制约，因此，目前商品零售的餐饮收入还处于恢复增长的态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处于下降区间，比上年同期下降11.4％。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
“出口转内销还需适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看来，国内需求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如何“转”，以及如何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而不是回到封闭的状态。
怎样扩大内需，让老百姓更舍得花钱？王孝松表示，这涉及改革的很多深层次问题，比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医疗体系，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等，如此才能够做大蛋糕，有效扩大内需，而非一味地出口转内销。
延长产业链供应链
相比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似乎为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董煜分析，随着国际疫情的演变，可能不利的影响和挑战因素会进一步增多。外需市场可能反弹乏力，各国会更加基于安全而不是效率配置产业链，从而使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来自国际政治的博弈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挑战。“而且，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可能不会只持续半年，也许会在“十四五”的前期继续影响，甚至可能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修复期。这就使得分析形势、判断趋势变得格外复杂。”
“上半年中国的外贸负增长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一旦疫情控制住，从数据上来看，恢复到比较高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王孝松认为，更需要警惕的是短期内的供应链危机。过去，中国一些关键的中间产品，如机电产品、电子产品、高科技产品等零部件多是国外供给，一旦真的发生了中美经贸脱钩，或者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封锁中国的局面，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就存在风险。“因此，不能一味地依赖国际市场，更不能一味地依赖国外的中间产品供给。”
除此之外，全球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也造成了中国一些产业的“断供”。以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中国汽车产业为例，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为367.11亿美元，其中超过八成来自德国、日本、美国、韩国、墨西哥五个国家，单从德国进口的零部件规模就达102.8亿美元。央视财经近期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全球26个国家上百家汽车整车厂停工停产，中国汽车产业或将面临汽车供应链的供给考验。
王孝松认为，中央提出双循环的目的是要加强内外平衡，由于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疫情和国际关系导致国内依靠加工贸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从长期来看，或能倒逼着国内的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加强创新能力，加强原创性技术的供给能力，从而使中国的产业链不断加强，不但实现了中央“六保”中“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目标，更能够实现产业链的升级。
消除壁垒和瓶颈 畅通内循环
在王孝松看来，目前中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中等收入的人群越来越多，从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能看出来，私人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虽然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也已经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长期以来过分的依赖外需，突然转向内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各界还不能很快地适应。
“因此，内循环的健全发展还有待时日，只有当消费、投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等实现了真正的良性循环，双循环的健康体系才能够建立。”王孝松表示，目前还存在内外不平衡的状况。中国已经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但很多产品的市场还比较封闭，对于国外产品、要素的进入还有高度的壁垒。因此，要想实现内循环畅通，第一步就是打破国内的这些壁垒；第二步是深化开放，无论是产品还是要素，包括投资行为，都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力度。
崔凡也指出，在打造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瓶颈与阻塞点，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还非常的不完善，大量的存量资源没有被激活。
“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日益从便宜的劳动力转化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但是，这个重要的优势来源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崔凡举例说，在汽车行业，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人群，但是行业集中度低，企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内循环对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使资源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优化配置，形成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四个月降幅收窄，出口额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从横截面看，供给端恢复快于需求端。
“尽管目前供给端快于需求端，生产者物价指数低迷，但市场需求的激活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崔凡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加速西部大开发的进程，缩小区域收入差距，通过积极保就业的政策保民生，这些都有助于激活国内大循环。此外，在当前的背景下，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体系已经日益完善，能够保证安全生产。下半年，国家级第四批重大外资项目有望推出和落地，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一些改革措施会进一步落地并开始显现出效果，国家还有可能推出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各地营商环境有望持续得到改善。“相信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进一步恢复。”崔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