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充满烟火气的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沿着幽深绵长的石板路走，可在鹊鸟桥旁看到一方刻着“泉州市舶司遗址”字样的石碑。宋元时期，这里曾是国家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彼时，无数中外船只在泉州港穿梭来往、各种奇珍异货堆积如山、市井十洲人流连忘返……续存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的繁华盛景。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虽世人已无法亲历泉州市舶司昔日“海上舟频入”“大舶高樯多海宝”的辉煌，但这段生动的历史丰富了泉州这座城市，时至今日仍为人津津乐道。
近年来，随着泉州市舶司考古挖掘工作的推进，这一或为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重见天日，从中出土的建筑构件、高档陶瓷器、铭文砖等珍贵文物，为市舶司的历史地位和文字史料提供有力佐证。有关“东方第一大港”的尘封记忆，也再次回归众人视线。
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元市舶司，掌管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
泉州的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代呈现初兴景象，宋元迎来鼎盛时期。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了市舶司，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市舶司主要承担着“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的职责，也就是向经由泉州港进出的船只发放商贸许可证、查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的货品、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等职责，其基本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海关。
在宋元明三代，朝廷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管理，国内外商人从泉州港出海和登陆，必须先赴市舶司登记；凡从海外运货抵港，先经市舶司抽分博买，否则没收船货并治罪。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因为市舶收入绝大部分直接归于朝廷，故宋元时期朝廷对市舶贸易非常重视。
随着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在促进古代中国海外贸易、加强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与泉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00多个。数以万计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各国商人、传教士、使者、旅行家、贵族和平民纷至沓来，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在泉州留下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多元文化、互相交融，成为古泉州中最精彩、动人之处。
市舶司存续的近400年间，泉州成为繁荣的国际大港。但几度花开花落，巨港历经沧桑，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移置福州，原址逐渐荒废，并渐为民居所占用。后随着广州、杭州市舶司遗址的湮没，泉州市舶司遗址或成了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海关遗址。
水仙宫旁边，设有泉州市舶司专题展
两次考古挖掘，珍贵文物不断“上新”
关于泉州市舶司这一官方认证的“海关”机构，历史记载“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旧市舶务址”。
“虽然文献明确记载了泉州市舶司的大致位置，但历经多年，周边遍布民居，加上海陆变迁影响，其具体位置需进行考古发掘确认。”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人员黄必应说，自2019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工作队队长、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汪勃主持，泉州启动了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
在去年底举行的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汪勃分享了市舶司遗址考古与泉州城相地选址等最新成果。经确认，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泉州城南部郊区，范围大致是马坂巷、水沟巷、竹街、水门巷围合的这一区域。两次考古工作的开展，“上新”了市舶司相关的建筑结构、陶瓷器、文字砖等。2019年8月至9月，开展市舶司遗址考古勘探调查，并在相关区域发现了疑似夯土、砖铺面等迹象；同年10至11月，开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探寻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铺石等遗迹；去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电器厂院内再次启动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纹瓦当、脊兽、文字砖等建筑构件和较高档的陶瓷器。
据介绍，泉州市舶司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有瓦当、筒瓦、板瓦和砖等。陶瓷器有青瓷、白（青白）瓷、黑（酱）釉器、青花瓷等；涉及的窑口有泉州地区的晋江磁灶窑、德化窑、南安窑、安溪窑、泉州东门窑等，福建其他地区的厦门汀溪窑、漳平永福窑、闽清义窑、建阳建窑等，福建省外的浙江龙泉窑、越窑、江西景德镇窑、江苏宜兴窑等；年代涉及北宋以来各时期。元代以前的以福建、浙江的窑口为主；明清数量最多的青花瓷主要为安溪窑、德化窑和景德镇窑。
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申遗中心供图）
佐证市舶司历史地位，考古挖掘将继续
在长达大半年的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战胜酷暑和疲劳，从一砖一瓦开始，用汗水和智慧一步一步揭露出了石墙。这些新发现，让驻扎在现场的考古人员很是激动。
“考古揭露建筑遗迹朝向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而铺砖地面所用铺砖与府文庙、天后宫寝殿围墙北侧出土的规格类似，应为精心规划官式建筑遗存。”黄必应说，随后发现的“（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文字砖，更进一步确认了该建筑群为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傅恩凤说，出土的陶瓷中，有不少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等级的，如来自景德镇的卵白釉等。这些相对高级的瓷器出现在泉州市舶司遗址，可能是通过泉州港出口或者为当地有钱人所有。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从侧面说明泉州经济和港口的繁荣。
“宋元时期，泉州迎来了‘高光’时刻，经济发达、海外贸易兴盛。”傅恩凤表示，在2019年启动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前，有关泉州市舶司的记录，更多的是停留在古典文籍中，缺乏实物佐证。据了解，今年考古队还将启动市舶司第三期考古挖掘工作，期待能呈现更多关于市舶司的历史故事。
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申遗中心供图）
中外笔者挥毫，描绘泉州港的繁华盛景
北宋建立市舶司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入了长期稳定的时期。这一官方机构见证了“东方第一大港”的繁华，很多人慕名来到泉州，很多文人不吝笔墨，记录下了泉州港的繁华，比如宋朝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汝适以朝奉大夫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市舶司设在泉州），由其编撰的海交史专著《诸蕃志》 ，详细记录了与泉州贸易往来的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两次随商船从泉州出海，其岛夷志略记载了泉州与99个国家，220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放眼到国外，公元1291年，在中国待了17年的马可·波罗撰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的欧洲引起轰动。他形容“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1346年左右，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他在《伊本·白图泰游记》描述泉州“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等等。
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申遗中心供图）
市舶司故事代代相传，84岁阿婆热心守护遗产
走到水门巷水沟，曾经的市舶司遗址为民所用后，变成了供奉神明的水仙宫，一侧设有泉州市舶司专题展。这处面积不大的展厅，浓缩了一部简短的泉州市舶司的兴衰史，每年都要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游客。而负责打理展厅的，是今年已经84岁的吴秀满和水门社区老人协会的同伴们。从小在周边生活，老人们很熟悉市舶司的前世今生。
已是耄耋之年的吴秀满，说到市舶司，声音铿锵有力。
“有关泉州市舶司的故事代代相传，小时候就常听年长的厝边头尾说起。”吴秀满回忆说，自己住在上帝宫巷，小时候在水仙宫读书，那时宫门口有一条很深、很清澈的水沟，孩子们经常在里头抓螃蟹。退休后，她与同伴们自发组建了队伍，义务保护市舶司遗址，发动大家一起出钱出力，修缮水仙宫，还曾设立泉州市舶司纪念室。
这十多年来，吴秀满和同伴们接待了很多游客，向很多人宣传泉州市舶司的故事。两本放置在展厅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观展记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用不同的语言写下了对市舶司、对泉州的印象，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大家都很热心在保护市舶司遗址，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会坚持到底的。”吴秀满说，她希望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知晓泉州市舶司的辉煌历史，跟大家一起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