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对外贸易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不幸的是马克思准备就这一主题计划写一册文但在写作之前就去世了。考茨基“相信，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出售而生产，将要求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因为如果国民经济中消灭了市场交换，那市场交换又怎么能主宰国家间关系呢？
他肯定相信主张这一点就说明自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统路线上。我在这里持相反的看法。假定市场交换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将起主要作用，那么它在对外贸易关系中肯定也是这样：起主要作用，但不一定是主宰作用。上面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国际商品协议。自然地，正如在一切形式的交换之中，在价格上将讨价还价，卖主设法得到最好的价格。人所熟知的（有时是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将是趋向于保护。
如果某些非再生性自然资源逐渐趋于稀缺，那么另一个可能的矛盾就会出现。我们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取得灌溉用水、铁矿或油田的问题上出现争端的情况下还会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即使用任何其他办法来取代买卖关系，也不能消灭这一危险。考茨基所谓的最大限度闭关自守事实上是取代以交换为基础的关系的唯一抉择。遗憾的是，并非只是资本主义才是国际争端的根源。我们必须尽力扩散国际主义思想，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增加相互依存。闭关自守肯定只是权宜之计。
教条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则或者是“直接为使用”而生产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这是肯定不合宜和不可行的）；或者是某种相当幻想式的繁荣模式。西非的同志们出于人类之爱自由地决定向西欧的同志们供应恰当数量的可可和香蕉而不要求任何报酬。没有不平等交换，因为干脆没有交换！说得轻一些，至少这是很不可能的情况！
社会主义信仰的重要部分是主张有真正形式的经济民主，认为人民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事务。按照这个标准以及其他标准，可以对苏联模式加以评判并发现它不够标准。
以购买者行为来影响生产格局，肯定是以最真正民主的方式把权力给予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政治”取代办法。在有成千成万种无限组合排列的不同种类的货物和劳务情况下，一种政治投票办法是不实际的，用一纸投票来包罗微观经济的消费者选择是不可想象的。多数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宜的和不适当的。
在消费问题上少数人的权利怎么办呢？一个城镇或一个国家以三比一的多数投票赞同不供应某些东西从弦乐四重奏到稞麦粗面包（这正好是该地少数人喜爱的），这样做是否合适呢？人们怎么能衡量对任何东西的需求强度呢？除了发现人们准备放弃多少别的东西以便获得这个东西（那就是说，人们准备付出什么代价）？在具备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并且没有大量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情况下，达到消费者选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消费者去选择（不谈那种牵强的“繁荣”设想），这意味着用他们的购买力来选择，用上街购物来选择，苏联的一些改革者把这称之为“用卢布来投票”。
反过来，商店就要有手段来得到它们的顾客希望购买的货物。公民们追求最充分地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爱好，并且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本国公民的福利保持一致（就是说，避免污染和其他种类的外部经济负效果），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反社会主义的。我们根据经验以及逻辑分析，已经充分明确：把千百万人的非常分散的需要结合在一个全面的（以及能理解的）计划之内，是不可能的。
早先我们已设法区分相对匮乏和绝对匮乏。提高价格和其他物质刺激可以导致可再生性产品增加供应。可是，如果将来的情况是绝对短缺的扩大（例如北海的鱼），那么社会通过投票可以对该产品选择一种配给计划，至少可作为临时措施。当然，这会限制选择；但是当提高价格对供应所起的效果微不足道时，那就采取公平分配的原则，这可能是合理的。人们合理地希望这种情况不会时常出现。
民主投票，包括公民投票，可以用来决定（或选择）广泛的优先项目，集中更多投资资金于零售业、公共交通、农村诊疗所、幼儿园、批量生产冷冻机或调查经济某一部门运转失灵问题。用户代表和生产厂商代表以及国家代表一起，在集权的国有工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中能起重要作用。这些行动和想象通过“民主”投票来减少（或增加）棕色皮靴的产量或者把硫酸分配（或不分配）给一名用户，是很不相同的。
民主选举产生的大会将选择、采纳并修改国内经济总体前景计划。当然，这种计划是高度浓缩的并对下一个计划时期的主要投资格局起首要影响。
这种高层讨论和决策只会直接接触到一小部分职工。在“低”得多的层次上，即在工作场所，参与制最有意义。这里再回顾一下布鲁斯的正确论点，工人们可以有效地希望在事实上采取有效决策的层次上进行参与，集权化的或无市场的计划模式在企业层次上没有什么决策可作。这里摘引托马斯和洛根的话：“团体越大，个人要和超越其自身工作组织范围的遥远结构取得一致就越困难”。在可能情况下，纵向从属应由横向联系所取代；横向联系指的是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谈判合同和协议。
对此必须坚持，这是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偏好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希望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施加某些有效影响的话。教条主义者回避这个问题而寻求一个不存在的所谓直接经济、政治民主；在这种民主中，“社会”作决策，而劳工则是直接的社会劳工（就是说，它自觉地由社会决定其需求的满足而不需“绕道通过”市场和价值关系）。
可以想起贝特尔海姆之所以批评南斯拉夫模式，是因为市场决定生产什么而不是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可是，很清楚，总得有人（或某个机构）去告诉生产者：用户需要些什么。如果此人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那就只能是一名高层的上级领导。有横向联系（市场），有纵向联系（等级层次）。还有些什么方面呢？当然，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反之亦然。但不可避免的劳动分工和职能分工意味着这只是无所不包的等级层次金字塔的顶端情况。
在竞争性的社会化所有制部门，以及在合作企业中，将鼓励职工参与、出席会议、竞选委员会成员、提出建议、选举执行管理部门。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兴趣，因为有人愿意花更大工夫去从事工作活动以外的爱好，他们有权这样做。一个已知生产单位中的人数越少，就越有可能具备有效的参与感、“隶属”感。
从直觉看来，我们肯定都会同意50人的团体做到这一点要比5000人的团体容易得多。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从事不同的专业，从为国家工作改为到合作企业工作或自身个体工作。生产者偏好的概念同消费者偏好概念一样，是值得记住的。
很明显，国家的作用将非常大作为所有者，作为计划者，作为社会与经济优先项目的推行者。民主的设想使它的任务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因为有形形色色的不一致目标将反映在政党内以及它们从事的宣传内。人们希望有教养的、成熟的选民将支持政府保持经济平衡，防止过度通膨胀，允许市场活动但不让它失控。人们预见的危险并不是投票搞“复辟资本主义”。
结语
即使在苏联式制度极其不受欢迎的国家，例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这类群众运动。这种危险更大程度上是经济的“政治化”，特别在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及投资方面；由此造成的紧张将导致经济危机，它可能破坏经济与政治平衡。然而，在经济以及在政治方面，行动自由是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可能错误地行动。正如，如果没有新闻检查，我们可以肯定有些虚假的、要不得的和骗人的事情将会发表。我们希望公民们能足够成熟而拒绝这些糟粕的想法，可能落空也可能不致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