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变局下海湾产油国的战略选择-石油能源

内容提要
当前，能源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高度融合，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加剧了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石油市场供需失衡的影响，世界能源前景面临巨变。高度依赖石油财政的海湾国家亟需寻求适应性战略，以应对经济难局。财政紧缩政策和产油国联合减产等纾困措施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但要实现经济自主和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加快重塑地区国家经济结构。长期来看，经济多元化仍应是海湾产油国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战略方向，而重视发挥石油产业在转型期间的战略作用，将碳循环经济作为多元化转型跨越发展的基石，依然是海湾产油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能源转型；石油需求；海湾国家；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

田冉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

杨言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正文

全球能源系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由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低碳能源体系转变。能源系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将使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海湾国家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初以来，石油供需失衡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海湾产油国经济遭受重创，面对疫情影响下能源发展的新态势，海湾国家还面临着将其巨额石油储备货币化的挑战，以及石油出口骤降、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的风险。故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全球能源大变局下，海湾产油国应如何维护其战略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

事实上，能源转型的巨大不确定性对海湾国家的战略选择构成了严峻挑战，能源转型趋势、能源转型速度，以及未来能源需求结构等因素，都对产油国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对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总体态势的充分认识，是海湾国家解决战略困境的基本前提。本文尝试从全球能源变局下石油市场的需求变化着手，对海湾产油国的经济纾困举措展开分析，并探寻符合其长远利益的战略路径。

一、全球能源发展新态势

全球能源结构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由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向清洁能源逐渐成为当前全球能源发展的主基调。一般认为，能源转型是指能源系统内部根本的、结构性的变化过程，突出表现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主导性能源种类的变化，涉及包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市场、消费模式、投资模式和政策法规等诸多相关方面的变化，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可见，能源转型是多种推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其进程和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于产油国和国际石油企业而言，能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对其制定应对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剖析石油行业的未来战略导向，对当前能源转型的趋势、转型速度及石油需求变化展开探讨有其必要性。

（一）能源转型趋势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能源体系正在走向低碳、清洁、高效能源系统的转型之路。2016年多国签署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就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遏阻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最终实现“净零”（net zero）排放，欧盟、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进一步明确了减排计划，欧盟将2030年减排目标提升至55%，以确保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则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许多国家已开始将其能源系统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供应系统。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指出，从长远看，低碳发展是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

关于能源转型的可能路径和能源市场的演变方式，相关能源研究报告也都作出了推论。英国石油公司（BP）于2020年9月发布了新版《BP世界能源展望》，该报告基于现有技术、不同的政策条件和社会偏好的可能假设，提出了能源转型可能的三种情景，并据此作出相应推论，分析了未来30年全球能源可能呈现的发展趋势及主要不确定因素。报告指出，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繁荣和其生活水平的提升，全球能源需求将会持续增长；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将带来更为多元的能源结构；随着世界电气化进程的推进，油气煤在全球能源系统中的占比将降低，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将提升。据此可知，全球能源结构可能面临根本性调整。尽管三种情景下能源转型的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未来三十年间，石油需求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能源结构将更加多元化。

（二）能源转型速度

转型速度是能源转型最为关键的参数，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能源资源的需求变化和价格波动，而且直接关系到能源行业参与者商业模式和战略规划的制定。至于能源转型速度的界定，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认为，在由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新能源的过程中，如果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达到5%，则标志着能源系统开始转型，而倘若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超过一半或占据最大部分，则标志着这一转型完成。实际上，向低碳能源系统的过渡不可能仅通过产业技术的革新来实现，还需要依靠政策法规的支持、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能源市场价格的调整及广泛的社会共识等。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次重大能源转型，即以煤炭取代柴薪以及以石油替代煤炭的国际能源转型，回顾经验数据和相关观点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当前能源系统的演变过程。

主流观点认为，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能源结构历史演变的连贯性较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18世纪全球的能源结构主要由生物质能和人力构成，至19世纪上半叶，能源系统逐渐以煤炭取代居主导地位的柴薪的历史进程，煤炭的市场占有率由1830年的5%上升至1914年的60%，标志着向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的完成。20世纪以来，石油消费开始攀升，1900年至1973年间，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由1%提升至40%，天然气占比由1945年的4%上升至2018年的24%。全球能源转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煤炭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的份额由5%提升至25%用了35年，历经60年才达到50%，石油和天然气耗时更长，原油占全球能源供应的比例从5%上升到25%用了40年，天然气则历时近60年。

主流研究多将能源系统缓慢过渡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1）历史经验表明，过去的能源转型进程缓慢；（2）能源转型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复杂，易形成“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3）新能源逐步提升效率、形成竞争力的过程需要时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高，导致能源市场现有企业的缓慢更替；（4）企业对沉没成本的考量、各领域对技术的多样性需求，导致当前能源系统基础设施更新的延迟；（5）国家或地区间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和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能力各异，全球能源转型速度将受平均效应影响而延缓；（6）创新扩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系统从利基市场转向大众市场需要时间；（7）“旧能源”集团的游说和抵制，可能会延迟能源转型进程；（8）由于可再生能源受到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和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要替代化石能源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对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漫长进程，牛津能源研究所所长巴萨姆·法图（Bassam Fattouh）总结道，其关键的经验证据在于燃料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过去以市场力量、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要驱动因素的能源转型，主要是能源多元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当前，低碳转型的驱动力明显不同：其一，从机会导向（opportunity-driven）转向问题导向（problem-driven），且这一问题（气候变化）涉及人类整体利益，政策手段起着重要作用；其二，在能源结构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环境友好性成为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这些差异表明，此次能源转型体现的不仅是新旧能源间的竞争，更是能源消费国的主动选择，除了技术经济因素以外，政策导向至关重要，支持性政策和法规的推动可能加速能源转型。也正因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历史转型呈现出的普遍规律和经验证据对当前的指导性意义有限，全球能源体系向低碳过渡的进程将会明显加快。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能源需求骤降，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但是，新冠疫情危机是否加快能源转型和“脱碳”的步伐，还有待观察。存续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刺激经济恢复的公共资本投入与气候行动的一致性，即能否形成能源消费模式和结构长期的、根本性的转变。总之，全球能源市场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能源转型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且国家或地区之间不一致。尽管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正在快速演进，但由于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其进程仍然难以预测。

（三）国际石油市场变局

“脱碳”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基本特征，作为化石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石油需求的增长可能会放缓，并且随着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偏好的改变等，石油需求将达到顶峰。现在，“石油需求峰值”的概念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国际能源组织、能源研究机构、国际石油公司和咨询机构的多项研究报告都提出了全球石油需求即将见顶的预测，其中包括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这些研究机构对石油需求见顶时间的预测大致为2025年到2040年左右不等，英国石油公司甚至认为全球石油需求或在2019年已达到顶峰。石油需求见顶的时间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源于能源转型速度的不确定性，对石油的长期需求和价格波动具有重要影响。

2020年上半年，国际石油市场遭遇双重冲击，油价经历了历史性暴跌。究其原因，一是全球石油供需关系严重失衡，供应过剩导致油价下行；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引发石油需求骤降。新冠病毒大流行给本已处于供应过剩和需求疲软压力下的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将国际油价推至历史低点。可以说，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交织，供需关系失衡叠加重大突发事件，国际石油市场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将在中长期内进一步降低石油需求。此外，由于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蔓延，航空和陆地交通受限，商业活动转向数字化，加上政府推动的绿色复苏计划，很可能导致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一些分析人士据此预测，石油需求可能不会再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世界能源格局的不确定性，能源转型速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石油需求的不确定性等，都为国际石油市场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但可以明确的是，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将对严重依赖油气收入的海湾产油国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能源转型过程中石油需求和价格的结构性下降，将导致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降低，油气资源和相关金融资产贬值，甚至可能引发宏观经济失衡。作为非石油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石油收入骤降也将阻碍产油国经济多元化。除此之外，海湾国家还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产油国的“食利经济”模式行将瓦解，进而危及“社会契约”，很可能引发社会局势紧张和政治动荡。同时，海湾国家作为全球能源中心的战略地位下降，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将弱化，更容易受大国掣肘，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挑战。因此，对于海湾产油国而言，如何应对经济难局和能源变局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海湾产油国的短期应对路径：财政紧缩与联合减产

国际油价波动和市场动荡的不可预测性，致使高度依赖石油财政的海湾产油国持续承压。近年来，国际油价震荡走低导致海湾国家财政收入锐减、预算赤字激增、公共债务水平攀升。尤其2020年上半年，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供需冲击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在该地区造成重大的经济震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了海湾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并称疫情的持续影响致使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前景恶化 (详见表1)。相较于4月发布的报告，作为海湾最大经济体的沙特，其2020年经济萎缩幅度由2.3%调整为5.4%；阿联酋由此前的3.5%跃升至6.6%；伊朗则由6.0%调整为5.0%，略有降低；卡塔尔、巴林两国的经济萎缩幅度分别由此前的4.3%和3.6%调整为4.5%和4.9%；阿曼和科威特分别由2.8%和1.1%大幅跃升至10%和8.1%；预期最为悲观的是伊拉克，其2020年经济增速下调了7.4个百分点至12.1%。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除阿曼以外所有海湾国家均有望在2021年实现恢复性增长，但由于多种潜在的上行和下行风险并存，地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面对严峻的经济困境和压力，海湾国家普遍采取两方面措施加以应对。一方面，出台经济刺激政策，通过多种途径开源节流。其中包括控制财政支出、增加政府收入来源，以及一定程度上实现财政收支与油价周期脱钩。具体举措为：

第一，推出一揽子经济支持计划和一系列经济维稳措施，以提振市场信心和增强经济韧性。海湾国家央行悉数降息，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释放金融机构流动性，调节资本缓冲。其中，2020年上半年，阿联酋、阿曼、沙特、巴林和卡塔尔分别推出了700亿美元、208亿美元、130亿美元、100亿美元和206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卡塔尔政府另拨付25亿美元用以支持股票市场。其他支持性政策还包括延期偿还贷款、优惠融资和免除贷款担保等。降低资本要求和增强流动性的措施，主要为银行业应对短期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支持，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油价走低和新冠肺炎疫情对海湾国家经济供应链带来的冲击。

第二，实施私营部门扶持计划，保持私营企业稳定。海湾国家政府采取工资补助、租金减免、水电费和监管费用削减等一系列临时性措施为企业提供支持。2020年3月，沙特人力资源开发基金（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und）宣布投入2.66亿美元支持私营企业雇员，该计划使超过80,000名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沙特员工受益。沙特和巴林分别为私营企业代付其雇员60%和50%的薪资。卡塔尔也出台了相应的工资扶持政策，政府代替私营企业为其雇员（包括本国公民和外籍劳工）发放三个月薪资。此外，阿联酋政府针对多个商业领域实施了削减水电费和市场费用的政策，巴林政府将为期三个月的劳动力市场监管费用削减50%，并对从事零售、食品等行业的商户免收租金，沙特财政部也免除了私营企业的部分政府费用。

第三，削减预算，减少公共开支以弥合财政赤字。为应对紧急开支需求，海湾国家在非必要领域大幅削减预算，主要体现在缩减政府部门的支出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比如暂停重大项目投资和削减补贴等。沙特政府总计削减达266亿美元的开支，其中，政府于2020年6月起暂停向文职人员和军人支付每月267美元的生活津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mpany，简称沙特阿美）暂停了对中国的100亿美元投资项目，“2030愿景”的部分重大项目支出也被暂停。巴林实施了退休和养老新机制，取消了养老金逐年增加的福利，阿曼则要求至少70%工作年限达30年以上的公务员退休。巴林、科威特和阿曼分别将政府实体的支出削减了30%、20%和10%，迪拜在资本性支出削减50%的基础上又削减了20%的政府行政支出。各国计划将支出重新分配至医疗保健和企业援助等其他优先领域。

第四，通过提高税费和私有化水平，增加财政收入。为稳定非石油收入，沙特政府提高了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将增值税税率从5%提高10个百分点至15%，阿曼也宣布将从2021年4月起对商品和服务征收5%的增值税。除税费外，国有资产私有化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另一种方式。沙特成立了国家私有化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rivatization & PPP）来推动私有化进程，与各政府部门协调制订出售政府资产的框架，计划通过私有化在未来几年内筹集约2,000亿美元，涉及教育、医疗保健、水务、物流等重点领域。

第五，采取借贷政策，发行政府和企业债券。自2020年初以来，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发行的债券价值已达1,000亿美元，为增加借债规模，沙特已将其债务上限由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上调至50%，阿曼也于2020年10月重返债券市场，但受信贷状况恶化影响，其20亿美元债券需求受挫。同年11月，沙特阿美公司通过发行外币债券筹集了80亿美元资金，并在公司债券发行资料中明确提出将来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可能性，欲采用多样化手段筹集资金。

海湾国家尝试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举措摆脱低油价和疫情蔓延带来的双重夹击。然而，问题在于，顺周期财政政策是多数石油产出国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即油价高企时财政支出增加，经济萧条时财政支出减少，经济繁荣时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产油国在油价走低时不得已采取相对激进的应对举措，并且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为低油价时期应对经济困境提供的回旋余地有限。也就是说，低油价环境中，海湾国家削减支出填补预算缺口的规模和能力有限，况且削减开支不仅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容易因福利水平降低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而依靠借贷政策则面临较大的汇率和信贷风险，当前油价远低于海湾国家的财政盈亏平衡油价，各国政府可能会在等待价格反弹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并可能引发破坏地区经济稳定的恶性循环。

除了针对性经济政策调整外，海湾国家还通过与其他主要产油国协调石油减产的措施，以缓解供应过剩和维持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稳定，进而确保获得稳定的石油收入。2020年4月，OPEC+（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新的历史性减产协议。根据协议，OPEC+各国在5月至6月的首轮2个月期间减产970万桶，随后，从7月至12月的6个月内减产770万桶；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期间减产580万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国际油市可能继续疲软”，国际能源署也发出了“市场容纳石油能力仍有限”的最新预警，油市平衡仍然脆弱。2020年12月，面对石油需求回暖减弱的预期，OPEC+继续推动减产合作，就延长减产重新展开磋商，并对石油生产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OPEC+联盟是2016年由沙特和俄罗斯带领产油国合作形成的，曾于当年末达成原油减产协议，并多次延长，以推升国际原油价格。从减产的规模和时间来看，此次减产协议规模是创纪录的，长达两年的期限也可以有效避免市场混乱，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预期和前景。然而，产油国之间协调减产的措施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仍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当前石油市场在需求冲击的规模及持续时间方面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过石油产量政策调整对短期价格和供应情况作出相应反映的难度较大；其次，关于经济复苏的形态，以及长期石油需求会否出现结构性转变存在不确定性，仅依靠供应端减产措施难以提振原油价格；再次，减产协议参与国家多，协调难度大，协议的最终达成面临多重挑战；最后，减产协调机制下，通常存在部分成员国未能严格遵守协议、完全履行减产份额的情况，直接影响减产措施效果。

事实上，随着平衡石油市场所需的减产规模越来越大，就需要更多产油国加入减产协议，同时，参与成员国需要就计算减产时以各国何时的产量作为基准，以及减产规模和配额等方面达成一致，这无疑增大了协调难度，磋商失败则可能对国际油价造成巨大冲击。2020年3月，OPEC同俄罗斯关于进一步减产的会谈失败后，沙特便发起了价格战，进而引发了国际油价的暴跌和全球金融市场震荡。而即便主要产油国弥合分歧、达成协议，各方能否严格遵守协议完成减产目标仍充满变数。从减产历史来看，无论是OPEC内部还是非OPEC成员国，未能履约减产的情况时有发生。2020年5月，伊拉克、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便未完全履约，其中，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的执行规模未达到原定减产量的一半。此外，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作为最大产油国的美国，其页岩油企业可能随时增产，从而破坏供需平衡和市场稳定。这些情况都使得产油国减产政策的前景和效果充满不确定性。

一定程度上来说，若减产保价措施无法奏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还可以采取降价增产争夺市场份额的策略。但是，姑且不论价格战联动效应的影响，这一策略还可能导致石油收入下降，因为依靠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不能弥补油价下跌带来的收入缺口。短期内，低油价可能不会导致高成本生产商立即停产，也不会引发石油需求强劲复苏；如果其他生产商有能力适应低油价环境，那么，海湾产油国就需要在更长时期内保持低油价水平以影响预期，并迫使高成本产油商停产，市场份额战略才能奏效。然而，如前文所述，鉴于海湾产油国经济高度依赖石油收入，且财政缓冲能力薄弱，能否保持在低油价环境下大幅提高产能是个问题，多数国家恐无法长期维持该策略。

总而言之，受益于一系列经济纾困措施，海湾产油国的财政压力短期之内得到了适当缓解，经济呈现出缓慢复苏态势，减产策略也压缩了油价下跌空间，对原油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提振和托底作用。但是，这些相对激进的紧缩政策确是海湾国家应对空前财政危机的不得已之举，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很难实现中长期的财政稳定和经济良性发展。可以说，在能源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已成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寻求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发展方案，实为海湾产油国最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

三、海湾产油国的长期战略选择：碳循环经济与经济多元化

长期以来，海湾产油国都将推动经济多元化作为其应对石油危机的战略方向。诚然，摆脱单一石油经济是化解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失衡影响的主要途径。但是，能源结构变革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凸显了海湾国家谋求经济转型的固有局限和困境，传递出长期战略亟待调整的紧迫信号。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能源转型的诸多不确定性和油价下跌的长期风险，依靠单一策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海湾国家的长期战略不应仅仅是拓展收入来源，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强经济韧性同样重要。目前来看，重视发挥石油产业在转型期间的战略作用，将碳循环经济作为多元化转型跨越发展的基石，是海湾产油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一）发挥石油产业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作用

高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无疑使得海湾国家深受能源结构变局的影响。作为主要应对策略的经济多元化，也因受困于疫情蔓延和财政短缺，多数产业遭受重创。实际上，目前海湾国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和成效较为有限，石油产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产油国来说，其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除了石油收入锐减，还有如何将其庞大的石油储备货币化。截至2019年底，海湾主要产油国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25亿吨，占全球总探明储量的46.1%，储采比达数十年之久。长期来看，在低碳转型、石油需求即将达到峰值的背景下，能否利用产业优势、发挥石油产业的战略作用，是海湾产油国纾解困境的关键所在。

1.石油需求前景

全球石油需求前景是石油产业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基础。鉴于能源转型速度的不确定性，可以设想两种情况。其一是能源系统以数十年来的方式和速度缓慢过渡，主体能源的更替有一个适应过程。比如，19世纪和20世纪可分别被看作是煤炭和石油的大时代。但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木材的消耗是煤炭的两倍，而20世纪煤炭的消费比石油高15%。也就是说，煤炭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柴薪的终结，石油的崛起也并不标志着煤炭的终结。现有能源具有对能源转型的适应能力，以及保持市场份额的能力，能源之间不断调整以相互竞争，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或数百年之久。那么，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尽管需求逐渐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其仍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二，能源转型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实现向低碳能源品类的转变，可能在能源企业或主要国家适应之前便对现有能源市场、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也就是《BP世界能源展望》提出的快速转型情景甚至净零情景。在这种情况下，石油需求将不会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并且将在未来三十年内降低55%至80%。不过，从能源转型的历史来看，几乎没有主体能源从能源结构中消失的例子。另外，由于全球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在需求不断增长、新能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部分能源产业可能会更替缓慢，甚至保持溢价、满足边际需求。也就是说，即使石油需求大幅降低，石油能源在未来数十年内也不太可能被完全替代，仍将保留一定市场份额。

从以上两种情况来看，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石油仍将是全球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降低，行业竞争将日趋激烈，届时海湾产油国凭借其开采成本优势和巨额储量仍可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对此，英国石油公司也作出了乐观估计，认为即便在能源系统快速转型情景下，海湾地区的石油产量份额也能达到全球总产量的37%至45%，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这是海湾产油国利用机会窗口实现巨额石油储备货币化的重要前提。

2.碳循环经济

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和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且效率提升，化石能源时代宣告结束的论断不断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向低碳能源体系的过渡不应被框定为一场针对化石燃料的战争，而应该是针对化石燃料中碳含量的战争。也就是说，碳减排并不意味着禁用化石燃料，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一直被视为实现气候目标的必然解决方案，但是仅靠这两种方案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在维护全球能源系统减排目标的前提下，若要发挥支柱产业的战略作用，海湾国家需寻求更符合环境可持续性的石油产业发展方案。采用碳循环经济模式，推动石油行业脱碳化以及石油产品价值链的纵向多元化，是最为务实和高效的途径。

碳循环经济是源于循环经济理论或循环概念的一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策略，是对传统“获取——使用——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的替代。其可通过利用或转换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逐步实现循环闭合，从而显著减少碳排放。目前研究表明，碳循环经济是实现减排和气候目标的重要路径，其中，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关键技术选择。

对于海湾产油国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新型技术，对石油生产过程和石油产品进行脱碳，从源头上降低石油的碳足迹，推动石油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比如，海湾国家可采用CCUS技术，将石油产业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分离、捕捉并进行长期封存，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输出低碳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延伸价值链，促进石油产业同上下游行业的联系，创建与油价相关度不高的新产业，生产无碳产品。比如，在能源领域内，由于产品之间存在一定邻近性，被视为未来能源主角的氢能也可以利用化石能源制备而成。除了电解制氢以外，氢气主要是使用甲烷的蒸汽重整制成，海湾国家可利用对CCUS技术的投资通过蒸汽重整实现脱碳制氢，发展清洁氢出口产业；在农业领域，可以将捕获的二氧化碳用于温室作物种植，充分发挥光合作用潜力，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此外，二氧化碳还能被转化为燃料和工业原料用于多种行业，使得整个碳循环更加有效。

总之，发挥石油产业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作用，其核心是使用清洁的、可利用现有油气基础设施生产的新能源载体取代传统原油供应方式。其优势在于，避免海湾产油国在能源转型期间被迫搁置支柱产业，失去核心竞争力，使其能够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和新技术投资生产清洁产品，延长石油工业的寿命。碳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CCUS技术的规模化使用，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途径。

3.可行性措施及现实挑战

碳循环经济模式为海湾国家实现能源结构快速平稳过渡搭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近年来，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三个国家已有CCUS设施投入运行，这为碳循环行动计划的落实提供了经验基础。实际上，鉴于该地区的排放量和碳封存潜力，其在开发力度和部署规模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加大在新型技术、基础设施、支持性政策，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有望推动产油国加快建立碳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海湾国家能否最大程度挖掘其潜能效益，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第一，新型技术投入。在能源结构向深度“脱碳”转型的过程中，对化石燃料的持续利用，需要依靠捕捉、利用和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目前，相较于其他技术，CCUS最为成熟，并和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密切相关。石油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浓度高，捕获相对容易。尽管该技术的高成本问题是投资的一个主要障碍，但由于收集到的二氧化碳的商业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可以通过资源化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抵消其高昂成本。比如，二氧化碳可用于提高石油采收率、制造肥料以及新的合成燃料等。在这方面，海湾国家若能进一步融入全球能源技术研发网络，积极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将有助于为石油资源的持续使用创造缓冲。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有望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利用的新兴技术，CCUS技术的全流程设计、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二氧化碳的运输问题是个挑战，碳循环经济模式的全面推进需要加强对二氧化碳从源头输送到储存地的运输网络规划和管道建设。未来几年，海湾国家可以利用其尚存的“石油红利”，凭借其不断积累的专业技术和地理优势，加快部署速度、扩展部署规模，大力开展CCUS基础设施建设。尽管短期内投入大、收效微，但从长远来看，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产油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利好。

第三，创建新型商业模式。资金、技术和管理是驱动世界石油工业发展的“三驾马车”，尽管低碳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传统石油行业的生存和盈利提供了新的机会，但能否抓住机会窗口，创建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和运营模式，也是产油国需要直面的重大挑战。目前，全球范围内CCUS项目的主要商业模式有油企全流程独立运营模式和CCUS运营商模式等。当下可行的路径是，深入调研国际大型CCUS项目商业模式，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寻求适应自身发展的新型商业模式。同时，注重培养将新技术与现有投资组合、基础设施和技术专长集成起来的能力，可以增强产油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

第四，建立支持性政策。近年来，政策因素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因素，强有力的政策框架对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除了鼓励和补贴政策，以及基于财政和市场两方面的激励政策之外，重视脱碳政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对包括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内的新型技术研究和投资给予明确且有力的政策支持，或可成为海湾国家加快构建碳循环经济体系的突破口。另外，在世界范围内，针对碳循环经济及低碳技术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低碳项目的投资决策和良性运行。为此，海湾产油国还需要制定明晰、完善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投融资环境，确保碳循环经济的稳健发展。

（二）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

早在20世纪70年代，诸如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就已经认识到多元化是未来保持经济发展的关键，并将其确立为地区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近年来，多国陆续提出了国家转型计划和经济发展规划，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提高非石油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长期来看，经济多元化仍然是海湾国家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主要战略选择。但是目前为止，多元化战略的实质性进展和收效有限。部分原因在于：海湾国家政府对之缺乏足够的重视，改革的紧迫性跟随油价周期波动，随着油价上涨而减弱；多数国家的经济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措施停留于表面，并未推向纵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航空业、旅游业、酒店业、房地产及物流业等经济多样化支柱产业遭受重创，改革进程趋于停滞。除此之外，多元化战略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新兴产业中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对外投资欠缺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投资收益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明显等，最为关键的是，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向纵深推进面临着制度刚性阻碍，这在本质上是复杂且艰难的。

目前来看，海湾产油国的经济转型及改革前景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因此，碳循环经济模式下石油产业的持续发展就成了经济多元化顺利推进的基石。在此背景下，海湾国家若能将碳循环经济与多元化发展相结合，以石油收益促进产业多元化，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则可能助推经济良性发展。

第一，产油国可以凭借碳循环经济效益延伸石化产业链，推动能源相关行业高水平多样化发展。鉴于碳循环经济具有行业渗透性特征，可覆盖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多领域，海湾国家可凭借产业优势和碳循环经济模式，延伸石化上下游产业链条，不断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高附加值的产业化路线，从而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能源领域的多元化作用。另外，可再生能源或将在未来能源结构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产油国还可以将可再生能源纳入能源多样化发展的一部分，使其在提高本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和利用奠定基础。

第二，产油国可以扩大对制造业、农业和技术产业的投资，进一步提升非石油领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生产性”制造业和农业等行业在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产油国所依赖的石油经济缺乏推动本土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不利于实现工业化。这就需要海湾国家更加注重引进适用技术，利用石油收益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推动非石油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

第三，海湾产油国应调整优化新兴产业布局，增强经济韧性。地区国家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石油经济”模式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大量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依赖进口，实体经济薄弱，易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而波动。海湾产油国前期多元化进程中重金融、重资本，忽视实体经济与技术管理的溢出效应也可能加剧经济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调整产业布局，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中的实体经济规模，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无疑有利于推动海湾国家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升经济韧性。

第四，产油国需改善营商环境，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激发私营企业创新活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是经济多元化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便是提高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私营部门是未来海湾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为此，加大对私营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提升私营经济地位和发展空间，激发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产油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路径。同时，积极挖掘私营部门创造就业的深厚潜力，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

第五，产油国应加大力度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新产业，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无论在能源行业还是非能源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等数字技术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比如，石油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即可提高石油采收率和产业运营效率，提升化石燃料的经济效益。当前，加速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是海湾产油国的普遍诉求，大力引进数字经济和新技术合作，加快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工业化水平和本土科技创新能力，或可成为多元化战略收益大增的主要贡献力量。

最后，产油国未来经济多元化战略的有效推进，除了依靠上述策略助益以外，还需解决阻碍改革深入推进的制度性痼疾，消除僵化的制度安排对经济转型的严重掣肘。比如，沙特的制度惰性使得国内存在抗拒改革的力量。囿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大部分资本被集中在能源行业，而石油收入主要流向了主权财富基金，多用于海外投资和部分外国援助项目，这极大地限制了资本流动以及国内非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遏制经济多元化发展。就业问题也是海湾国家经济转型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旧疾。对外籍劳工的严重依赖，致使本土劳动力竞争力下降，经济与社会呈畸形发展，为国民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已成为转型的主要挑战之一。此外，庞大而低效的公共部门、税制改革、国民福利补贴政策等，都是海湾产油国为多元化扫清障碍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总而言之，能源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剧烈变化的供需关系，凸显了海湾产油国加快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以石油行业低碳发展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战略路径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显著优越性，一方面能够借助产业优势和新技术实现巨额石油储备货币化，另一方面可利用石油收入确保经济转型计划高效推进。能源领域和非能源领域双管齐下，产业体系协调共进，既有利于分散风险，又能推动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增强经济韧性，是海湾产油国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有利战略选项。

四、结语

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的裹挟下，海湾产油国陷入了发展困境。这一困境不止在于石油供需失衡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引致的经济恶果，更在于全球能源变局下适应性战略的缺失。海湾产油国亟需在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环境中明确应对策略，寻求契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近期，受益于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和产油国联合减产等纾困措施，海湾多国经济呈现逐步回暖态势，但复苏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来看，重视发挥石油在能源转型期间的战略作用，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为海湾产油国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事实上，在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已成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适应能源转型将是海湾国家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脱碳无疑为产油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将有助于其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前提下维持核心竞争优势。但低碳技术转型依然存在着严峻风险和挑战。随着能源转型步伐的加快，一些国家寻求开创新型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竞争将加剧，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对低碳能源技术的大举投资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财政风险。同时，适应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相应政策、技术、观念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变革性实践，这就要求产油国除了拥有经济实力和政策支撑，还应具备将基础设施、现有投资组合和新型技术集成起来的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海湾国家应对能源变局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