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在商务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从目前看，疫情对广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暂未产生明显影响。近期，广东对2000多家出口企业的监测情况显示，超半数企业新签订单金额同比增加。
另据瑞银证据实验室在今年4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企业将部分生产迁出中国的意愿犹在，但更多企业计划或已将部分生产迁回中国。在103家出口或为出口商供货占整体业务比重较大、并且有海外产能的制造业受访企业中，35%表示计划或已将产能迁回中国，占比高于2020年9月调查时的29%。42%的受访者表示未来可能会考虑迁回中国。
“包括我们的调研结果也显示，自疫情发生以来，外迁企业回流国内行动和意愿在大幅走升。”7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时代周报：3月，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十四五”时期，广东将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为重要抓手，加快推动广东从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转变。在此过程中，制度创新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广东又该如何推进？
刘英：制度创新不仅能推动外贸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亦能起到引领作用。中央提出对内深化改革，对外高水平开放，体现的就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路径有很多。RCEP落地实施带来的投资负面清单，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制度创新，市场采购带来的创新等。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像数字贸易领域中数据跨境流动的问题，以及数字贸易规则的问题，这些标准还没有真正制定。比如，我们的跨境电商及移动支付，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更应该去引领。
广东在“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要以制度创新为引擎，加快探索建立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推动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建设全球溯源体系、全球报关系统等国际贸易服务平台，深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等。
时代周报：加快制度创新的同时，金融应该如何更好服务外贸产业？
刘英：金融对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稳定的金融支持，供应链体系中的现金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将加速运转，企业成本就会下降，从而提升效率和利润。
在服务对象选择上，政策应更多向中小企业靠拢。中小企业的对外贸易在促进我国出口、就业、发展国内经济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若不予以重视，其生存将很可能会受到威胁。比如广东就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支持珠三角地市设立中小微贸易加工企业转贷引导基金，并为中小企业提供跨境双向投融资服务，作出很好表率。
广东外贸转型升级
时代周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部分广东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到国外。两年时间过去，中间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种情况是否还存在？
刘英：根据我们调研，供应链转移实际是双向的。一方面，由于成本较低以及部分为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少数国内企业，将部分供应链转向包括越南、东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是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后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后，这一趋势还有可能继续。
另一方面，自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企业又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回来。这是因为企业在前期预判中，认为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可以有效解决关税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以及综合成本的问题，但当其真正转移之后才发现物流问题、疫情问题、基建问题等都是阻碍。所以这两年，外迁企业回流国内，尤其是回流广东的行动和意愿大幅提升。
时代周报：广东“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广跨境电商应用并向贸易数字化全面转型。你如何评价广东发展跨境电商的必要性和比较优势？
刘英：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方向，也是大势所趋。尤其疫情发生以来，不仅加速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倒逼外贸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之前很多企业认为，传统贸易方式的盈利和前景都很可观，数字化转型可转可不转。但疫情发生后，没有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的企业，基本都受到冲击，甚至面临没有客源而破产压力。
线上线下贸易的集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很可能以后线上还要远远超过线下。因为只要企业全链条在线，它就能以“以销定产”“以产定投”的模式进行柔性生产、精益生产，甚至可以达到零库存。所以跨境电商是带动整个贸易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引领方向。
广东在发展跨境电商和贸易数字化方面有比较优势。目前广东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总数已达13个，这为广东外贸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