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日本迎来了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1989—2019），在小说Blue中，是这样形容这三十年的：
“然而对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来说，那是个颇具意义的时代。它是没有内战和战争的和平时代；是数场天灾降临的灾害时代；是泡沫经济开始崩溃，贫富差距开始扩大，贫困问题逐渐加深的衰退时代；是行政与社会系统引起制度疲劳，各种对立愈发鲜明的割裂时代……”
很多人都将日本的“失去”与美国和日本在80年代实施的各项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比如曾得到日本大藏省（2000年前日本主管金融财政的部门）强力推动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美元贬值，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当然，对于广场协议是否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很多争执。但是关于贸易问题，日本与美国，在80年代初期确实进行了许多场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美日博弈的这段历史，也将美国对外贸易的态度、政策，都显露了出来，重新回顾过去，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美国，为何实施强硬的贸易政策。
一、从计算机战争到半导体战争
起初，计算机比半导体受到的关注更多。
1959年，IBM推出了第二代1401计算机。日本人痛苦地发现，IBM远远领先于本国的计算机制造商。被外国主导的恐惧所困扰的新审议委员会宣布，日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国内计算机产业，而IBM成了目标。
1959年，对比美国产品，日本的电子产品水平低、质量差、价格高。按照西方经济理论，日本应该进口这些产品，同时生产其他更具竞争优势的产品。
基于前述决定，日本在瞄准IBM时暗中拒绝了西方的理论。日本表示，拥有强大国内产业的长期国家利益，要胜过购买更好、更便宜的美国电脑给消费者带来的短期好处。
此外，日本认定自己可以后来居上，创造竞争优势，尽管本国几乎没有被认为是必需的资源。这种政策后来被美国专家称为“生杀大权”，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有效。
但日本人解释说，市场已经选择了优胜产业，他们只是想确保日本与赢家并肩前行。
这种思维背后透露出日本维持自主性和同质性的强烈愿望。对标IBM 的决定因此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日本的政府选定几家大公司为中心，形成了支持这一努力的广泛共识和同样的国家目标意识。
通产省应对IBM的第一个措施是提高计算机关税。1960 年，IBM试图通过在日本制造来规避关税，但通产省拒绝放行这种生产，直到IBM同意将其基本专利授权给15家日本公司。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德州仪器在20世纪60年代初申请投产日本时也是同样的待遇。
在束缚外国企业的同时，控制银行贷款的日本政府将日本当时稀缺的资本分配给其选择的计算机行业龙头企业——日立、东芝、富士通、 日本电气、三菱电机和电气。
冲
政府还为这些公司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并成立政府支持的租赁公司——日本电子计算机公司，前述几家公司一推出计算机，该租赁公司便立即购买并支付现金，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也避免了价格战。
最后，政府施压用户“买日本货”。通产省官员经常对电脑进口商说：“你们为什么要用外国电脑?”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两件事使计算机战争转变成半导体战争。
IBM推出第三代370电脑，该机型基于新的主存芯片，这震惊了仍在努力追赶IBM二代电脑的日本。
1972年，在冲绳回归的谈判中，日本同意取消对外国进入其电子市场的正式限制，美国也开始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开放市场，以换取冲绳回归。
日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揭示了他们的思维同美国经济观点之间的巨大差距。日本没有人谈论自由贸易对消费者的好处。相反，日本媒体将外国商品和投资的可能涌入比作“黑船事件”。
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开放市场是一个重大让步，是日本为了拿回冲绳并让美国保护者高兴而必须忍受的牺牲。
1975 年初，最新一代的主存芯片是4K，第三代16K主存预计将很快发布。日本人的目标是到1980年以64K主存击败美国。
日本政府这样安排之后，日本公司强大的工程、制造和财务方面的优势发挥了作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第一批日本16K主存在1978、1979年进入世界市场，迅速占据了40% 的份额。日本厂商进入国际市场较晚。
在《美日博弈》一书中，作者，也是80年代美日贸易谈判的亲历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写道：日本成功的背后有五个因素：
第一，考虑到创建国内产业的动力，它们肯定会占领本国市场。
第二，1979年(美国)市场需求激增，美国厂商难以满足这一需求。日本进入开放的美国市场并填补了需求缺口。
第三，日本人展示了如何把质量作为营销工具。1979年，科学仪器和计算机大型制造商惠普公司宣布，日本芯片的故障率是美国芯片的 1/5。
第四是作为“第二货源”。由于不太愿意在关键部件上只依赖一个供应商，客户经常要求供应商授权另一厂商生产该供应商的芯片作为第二货源。美国厂商往往特意选择授权日本厂商作为第二货源，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其他美国竞争对手，日本公司的威胁要小。
最后一个因素是倾销，即在国外市场以低于成本或低于本国市场售价销售的做法。但日本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本土市场上的主流价格。这一战略具有很好的商业意义。唯一的问题是，根据美国贸易法和关贸总协定的国际规则，倾销均系非法。
这些法律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由标准石油等公司类似倾销的价格歧视策略催生的，这些公司在一个市场获得垄断地位后，会提高价格，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利润在新市场大幅降价，试图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
这是美日贸易关系中的经典问题之一。
美国法律不容忍顾客之间或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但日本没有反垄断的传统，这是惯例。
因此，美国厂商指责日本人违法行事，但日本人认为他们只是在做好商人的本分而已。他们需要顾客，最简单的招揽顾客的方法就是降价。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不公平。
二、从美日谈判到美国制裁
对硅谷人来说，曾经向政府寻求帮助是承认自己弱势或无能，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如今要求助于政府，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单个公司根本无法面对日本政府和产业的联合力量。
一开始，美国的手段是恐吓和游说。再后来，美国提议谈判。这是美国政府介入美国产业命运的唯一可能途径。美国的目标是：阻止日本人在美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同时大幅提高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作为回应，日本提议成立一个高技术工作组来解决高技术贸易问题。
1981年之后，美、日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就没断过。系列谈判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倾销。
1982年11月达成的第一份半导体协议，但是情况毫无改变。
不到三个月，美国代表团进入第二轮谈判——1983年11月达成的第二轮半导体谈判协议，其关键内容是通产省将“鼓励”(“给予指导”的委婉说法)日本主要芯片用户购买更多美国芯片，并同美国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
这份协议在1984年似乎一度奏效。全球芯片需求骤然飙升，美、日两国厂商的客户都要排队等货。1984年初，美国公司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居然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在美方取得进展时，需求却在放缓，大量新芯片投放市场。日本市场需求下跌了11%，美国市场销售更是大跌30%。新“长期关系”维系了不足一年。
这些新芯片就是下一代256K主存。日本推出的这款芯片远远领先于包括IBM和AT&T在内的美国公司。日本企业继续大举投资新工厂、新设备，而美国企业面对不断增加的亏损缩减了资本支出。
美国半导体产业事实上正面临死亡。据报道，该产业在1985年和1986年总损失近20亿美元，同时有2.5万人失去工作。日本公司在半导体上损失的资金是美国公司的两倍，但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在一场比谁更能砸钱的竞争中，他们的钱更多。
图 2.7 美国和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 (全球市场的百分比)
来源: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1985年春夏之间，正值美国半导体类公司生死攸关之际，相关公司高管会同行业协会人员来到华盛顿。
他们基于1974年美国贸易法案第301条，提起了倾销诉讼，并提交了一份全面的不公平贸易申诉，指控日方有意识地采取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产业，非法取消两国谈判业已达成的关税和配额减让。
301条款要求总统根据外国正在从事不公平行为的证据做出正式裁决，然后通过谈判终止这些行为，或者对其进行报复，直至其停止。
因为日本既是朋友又是盟友，且日本的问题源于多年来的系列相互关联政策，而不是某个具体贸易行动，华盛顿方面，特别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极不情愿给日本贴上不公平贸易的标签。
随着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退，美国产业状况越发恶化。美国进行了休克疗法：不必等私营企业提起诉讼，政府自己启动针对256k主存芯片的反倾销案，从而将政府从居间角色转变为发起者。此外，考虑到日本产业将损失数十亿美元，日本也会愿意展开真正的谈判。
1986年3月17日和19日，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大规模倾销给出了官方的初步调查结论——部分日本半导体产品价格仅为生产成本的一半。这意味着，如果双方不达成协议，日本公司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
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以408∶5的投票结果敦促总统，如果不能很快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就对日本进行报复。
这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美国政府第一次真切表明有可能给日本这个盟友贴上不公平交易者的标签。
1986年9月2日两国正式签署了第三份半导体协议。
这份协议有两个要点：
第一点涉及市场准入，同时约定日本政府将提供销售援助，以帮助美国公司在日本销售，并鼓励日本用户和美国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关系。
第二点，日方将负责监测出口到美国和第三方市场的日本产品成本和价格，以符合关贸总协定约定的国际规则并防止倾销。美国因此在1986 年构建了一个监控系统，而司法部在 1982年还阻止过这样的系统。作为回报，美国同意暂停倾销案和不公平贸易案。
这就是公开的协议文件内容，但同时还有一份机密的附件。日方在这份附件中表示，他们理解、欢迎并将努力协助美国公司于5年内达到占日本市场20%份额的目标。美方谈判代表说，这一承诺意味着，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肯定会增加。
协议的初步结果微乎其微。到1987年 1 月底，低于成本的销售在第三国市场仍时有发生。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元对日元汇率贬值40%，但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几乎没有变化。
6年间协议不少，却毫无结果，即便是美国政府中最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的机构也承认，日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关闭。日本现在似乎又要退出另一项协议。因为面对总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国会再次威胁要通过白宫认为糟糕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
如果没有遵守与日本的协议，美国政府将无法阻止国会。美国因此于1987年1月27日这天，给日本60天时间来表明其完全遵守协议，并开始准备报复性措施。
尽管日方马不停蹄地游说，且全天候地盯着美国国会，但美国总统还是于3月27日宣布对包括笔记本电脑、家用电动工具等在内的产品进行制裁。作为回应，通产省实施了严格的生产和出口控制措施，在美国产品销量小幅上升的同时，倾销停止了。
通产省一位高官表示，制裁实际上表明了美国的弱势。他指出，制裁产品清单本就很难选择，没有重要商品，尤其是没有半导体产品。当时的设计是以这种加税的方式惩罚日本厂商，但不伤害美国消费者。为了寻找那种对日本公司非常重要但美国市场有许多替代供应商的商品，美国总统的贸易专家发现这类商品很难找：事实上，美国非常依赖日本，甚至连起草一份符合意图的清单都很困难。
虽然有这些努力，但通产省才是那时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决定者。通过控制日本公司的生产，它甚至决定了世界半导体产品价格和关键设备的有无。
美国政府的立场弱势且颇有讽刺意味。尽管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说服通产省放弃产业政策，但美国政府现在却要求通产省以此前被美国政府视为令人反感的方式干预市场。
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是不确定的
从今天看，20 世纪 80 年代是世界的变革时期——两德即将统一、苏联快要解体、冷战走向尾声，这是美日经贸关系转变的重大国际背景。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开启，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华尔街话语权提升。当时，身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倡导审慎和适度监管原则，这不受政府里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欢迎。花旗银行前主席沃尔特·里斯特森当时称沃尔克为“大妈”（big nanny）——“监管之手妄图干涉金融创新业者的每个尝试”。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曾有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的问题和其焦虑，今天仍然存在。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参与者的增加、贸易和金融业体量的扩大，美国在30多年后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多、更复杂。
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但货币和信息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上实现了劳动力事实上的自由流动，或者说是资本希望的劳动力全球化参与方式：资本收获劳动力红利，却不承担或让渡了其需要承担的责任；全球化正是资本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基地的过程。
就如同一家公司的营收不可能维持十几年、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也是如此，无论是日本还是引领日本经济腾飞的美国。事后看，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已经预示了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出现。只是，当事者也没有预见到后续的发展和时下的局面。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经济全球化，美国政府尚有拿捏的余地，或支持或抑制，均可见到效果。而今，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伴随以资本全球流动，历史上的拿捏余地，即便有，也极其逼仄。全球化红利越发向资本和技术集中。
利益的盘错，使得即使是解决贸易失衡，其难度也远超 20 世纪 80 年代，断不是砸几台电视、烧几辆车可以化解的，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经济体。唯一确定的是，未来是不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