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点半会议正式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姚枝仲研究员主持致辞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方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研讨恰逢其时。当前，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世贸组织运行遭遇障碍，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讨论越来越多，成为无法回避的议题；同时要看到，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就此加强协调，不断推出新的建议，旨在抢抓改革的话语权，有关动向值得高度重视。他强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时，《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并在期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时光荏苒，今年已是“入世”二十周年，确实到了再次回顾的时候，需要好好总结中国“入世”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目标进行展望和规划。希望各位与会专家踊跃发表真知灼见，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件大事：全球的宏观政策和理论转向了严格反通胀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从结构主义理论和政策转向了市场化改革；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90年代初期，这三件大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IT革命和中美经济合作，造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入世的核心是积极参与全球化，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入世既取得长足进步，又推动现代全球化的深度广度达到最好水平，世界经济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期。然而，现在国际环境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全球化倒退是基本事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是基本事实，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塑也是基本事实。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结束了。对此，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是要推动新全球化前行、新贸易投资前行以及新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前行。他认为需要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业绩为何远超预期？为什么西方认为全球化规则导致西方“吃亏”而中国“占便宜”？为什么世界会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中，非市场经济导向成为焦点之一，发展中国家地位、数字经济规则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也引发广泛争议。中国申请加入CPTPP，既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大考，也是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和历史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指出，世界经济链条覆盖的局部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紧密联系又互相矛盾，如同“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他认为，中国提出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包含几层含义：不颠覆、不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但要加以改革和完善；追求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追求以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努力扩大世界经济链条和国际分工网络，缓和世界生产力发展最突出的矛盾。现行全球经济治理存在各种缺陷，例如，治理面较为局限，治理民主性缺失，治理包容性不足。他指出，只要坚持与维护好世贸组织这个阵地，就能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弘扬国际政治中的民主理念和多边主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制度性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前、加入世贸组织后以及今后新的阶段。他谈到，由于多边贸易体制不能完全保护中国的利益，中国开始积极地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着眼点推进区域合作和双边合作，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各类新兴议题不断涌现，如数字经济、绿色贸易。需要关注和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进程中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会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机遇？中国应当锁定哪些制度性开放？他还指出，未来世贸组织改革面临多方博弈，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并进一步实行高水平开放。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前司长洪晓东指出，世贸组织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管理国际贸易的组织，但目前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便利化，特别是在降低关税、开放服务市场和形成新规则方面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二是上诉机构瘫痪，无法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三是个别主要成员实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随意采取制裁措施。他谈到，目前美欧等发达成员的关注重点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公平贸易，从以前的以跨国公司利益诉求来推动贸易自由化转向了以人（工人）和地球的未来为中心。世贸组织是处理贸易规则的场所，要避免把地缘政治因素掺和到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中，也不应涉及各成员的经济发展模式，否则可能导致世贸组织难以发挥作用；排他性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虽然推动了贸易自由化，但实际上没有形成合力，最终难以对多边贸易谈判做出贡献，相反可能使全球经贸治理和规则进一步碎片化。他提出，中国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履行义务，取决于具体部门和具体行业的实际情况；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在数字经济、贸易与环境、产业补贴等议题上有所作为，推进相关议题的讨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WTO临时上诉仲裁机构仲裁员杨国华指出，从争端解决实践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采用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二是修改国内法律以执行国际裁定。采用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意识到法律途径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第二，采用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能够减少国际政治因素，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问题。他谈到，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中国分别起诉美国和欧盟并且胜诉，导致这两个成员修改相应法律，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败诉后也修改了国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政府文件，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他还提到，世贸组织运作对国家立法主权的内涵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法治观念也形成了较大冲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泓研究员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地区。互联网行业泡沫破灭后全球投资和贸易量都在下降，而中国的投资和贸易量却一直增长。中国劳动力、生产体系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形成了超级国际竞争力，促使产业大量转移至中国。他谈到，世贸组织规则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基准，其他规则都是增量；只要世贸组织存在，就能维持基准，相当于一颗“定海神针”。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既然无法改变中国，就需要形成约束中国的规则。在现有体制和规则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基本上没有更大的空间，修改调整已有规则和体制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他认为，中国应当形成适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诉求，进一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研究员指出，全球贸易规则研究是交叉学科，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法等多个学科。研究全球价值链重构更多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而打造国际规则更多涉及关于上层建筑的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十分重要。在立法主权方面，既有欧盟成员国让渡主权促进一体化的例子，也有美国通过“长臂管辖”扩张国内法域外适用范围的情况。她讲到目前研究涉及以下内容：一是国际制度规则路径选择；二是关于世贸组织本身形成机制的分析；三是对世贸组织日常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碳边境调节机制；四是开放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高凌云研究员指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始终重信守诺，国际上对中国的指责大多数与中国有无履行“入世”承诺没有关系。当前，世贸组织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比如，机构改革、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与实力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以及处理数字经济、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新兴议题。立足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思考世贸组织的发展以及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他认为要有新的视野。中国经济开放在全球排名较好，但社会和文化开放需要进一步加强；而经济开放中，贸易开放成绩斐然，投资开放尚不理想。他建议思考如何把社会、文化开放与经济开放相结合，在文化开放方面，可以放开文化经营主体限制、扩大数字知识产权范围；在社会开放方面，可以给予境外商务人员更长时间的免签期，以及提供其他便利。在进一步优化中国未来开放布局的同时，争取逐渐将开放的全面性、均衡性和安全性等原则，纳入世贸组织的宗旨中，促使世贸组织朝着符合全人类价值的方向发展。
会议的主题发言环节和评论环节分别由《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副研究员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苏庆义研究员主持。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以及其他研究室的各位学者参与了圆桌讨论。相关会议内容会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