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海禁政策下，逐渐发展壮大的民间海贸力量
明朝初期，尽管朱元璋下达来严苛的海禁政策。但我国东南沿海依旧存在部分民间海上贸易活动，但规模都相对不大，如浙江宁波在成化、弘治以前，“并无通番者，亦无从海寇之扰”。正德以后，民间海上贸易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到嘉靖年间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这时从事海贸的海商数量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均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当时的福建漳州月港，诏安梅岭，泉州安海和福鼎铜山，都是民间海上贸易活动的重要据点。广东汕头附近的南澳岛也是海贸的一个重要集散地，特别是隆庆开海以后，民间海上贸易更加发达，行驶于南海上的商船，往来如织，浙江的海上贸易也急速发展起来。
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民间海上贸易辐射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直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是中国海商的船队。甚至由于中国海商为了贸易利润，控制当地的海上贸易，如爪哇、日本九州等地。到明朝天启年间，侨居日本的明朝商人，就已多达几千户。
明中期，民间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
人们不禁会有疑惑，为什么经历过民初海禁政策的民间海上贸易会发展的如此迅速，其实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与当时明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分不开
15、16世纪以后，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明朝东南沿海的手工业生产开始迅猛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集中区，如苏州的丝织纺织业，福建尤溪的冶铁业，这种规模较大，分工较细的手工业生产地，由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为大市场而服务，需要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但当时明朝国内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无法在内部消化大量的手工业产品，于是拥有大量产品的商人们，开始不得不自己寻找市场，而几乎隔绝的国外市场无疑是最好的目标市场；
其次，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拥有大量资本的富商
当时由于明朝国内各地关卡林立，赋税奇高。尤其是万历年之后，内廷肆意派遣内监，外出圈税，以致“商民大困”，为了逃避苛重的商税和明朝统治者的无端掠夺，一部分商业资本不得不寻求海外出路，加上当时海上贸易的利润极高，如湖州的丝绸运到南洋各国可得利两倍，最高的牟利恒百余倍，到日本贸易“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因此很多商人积极经营海上贸易，如徽州的商人汪直等人就结伙到广东打造海船经营硝石、硫磺，丝棉等违禁物品到日本等地贸易，不到五六年，遂成巨富；
第三，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业为私人海上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北宋时，指南针已经应用于航海业，明朝对指南针的使用又有了新的发展，创造出可降低因船摆动而受到的影响，求出更确切的方位的指南针，这使得明朝的商船对于航路也有了更准确的计算。
此外，气候和潮汛经验的歌谣开始普及到海商之间，与此同时造船业方面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船坞和分工细致的手工工厂，并开始出现能造出二十三个船舱，前后数五根大桅杆的商船，总之明朝的海商们在长期的航海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及较高的造船技术对促进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民间海上贸易与官方贸易的区别分析
明朝的民间海上贸易甫一出现，就与已经没落的传统官方海上贸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先，在海贸的经营目的上
明朝官方的海上贸易，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其在政治上“怀柔远人”，建立宗主国地位的朝贡贸易，并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收集海外奇珍异宝，以满足皇室的猎奇需求。
因此明朝的官方海上贸易是一种不追求利润的政治性贸易活动，期间甚至对外国来华的货物也不征税，因此这种官方贸易不仅无利可图，而且经常是入不敷出的状况。
而民间的海上贸易则不同，海商们进行海上贸易的目的就显得更加直接，他们的目标就是追求高额的利润，正如傅元初在《请开海禁疏》中指出“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自岛外欧脱之地”。就如同与日本贸易而言，官方贸易往往是大亏本，而民间海上贸易则获利往往数倍。正因为如此，参与民间海上贸易的海商，满载而归之后，往往一夜暴富。
其次，在海贸船队的组织结构上
明朝官方海上贸易的管理组织，完全是由明朝设立的行政机构，其成员是政府委派的官吏，如市舶提举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吏目一人，而外国朝贡船队进港后，会被安排先住在嘉宾馆，检对堪合，然后才能密封送往京师，由礼部主客司检点收纳。而明朝政府派出的贸易船队更多的算是外交派遣船，因此也并不是以经济贸易为主。
民间海商所组建的贸易船队，则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部分结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与明朝对抗的海盗商人
历史上的所谓倭寇手里，其实实际上大部分是这种海盗三人如浙江的网址，福建的郑志龙，广东的领导权等人都是一面进行海上贸易一面又开展海盗行为的双重商人，这种类型的商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一般采用军事编制，其特点是商船与盗船海盗和唯一，与16世纪的英国海盗商人极为类似；
第二种：独资拼货商人
这种是自己出资造船，雇佣水手，然后招来商贩出海贸易的商人，这种自费造船的商人具有近代航运企业主的雏形；
第三种：是借钱造船或租船，雇佣水手出海贸易的商人
这种租船出海贸易的商人与当时“专靠赁田栽烟”的租地农和“租赁他人之山''而开矿的矿商一样，具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雏形；
第四种：是合资造船出海贸易的商人
这种合资造船出海贸易的组织形式类似于近代的股份公司。
而这四种海商，他们所雇佣的水手，则大多都是沿海失去田地的无业游民，他们具有着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这些船员与土地脱离了联系，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
第二，他们的人生是自由的，海上同他们只是雇佣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发展起来的民间海上贸易，确实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它的发展形态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
民间海上贸易对明朝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影响
而这种带着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的明朝海上贸易形式，对明朝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上
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
第一，民间海上贸易为国内手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当时到过日本经商的童华，亲眼看到”大抵日本所需，接产自中国“。
如景德镇的民窑，在嘉靖初年仅有20多座，而到了明末则已经发展到了二三百区，民窑的雇佣工人也由嘉靖初年的万余人，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每日不下数万人的规模。
再如福建沿海的纺织业，也因私人海上贸易的刺激得到进一步发展，漳州的天鹅绒产业，惠安的布匹产业，浙江湖州的丝织业也应开辟了国外市场而发展迅速；
第二，民间海上贸易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就甘蔗而言，由于糖制品大量外销，使甘蔗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专门种植甘蔗的经济区；
第三，随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沿海地区兴起一批新的市镇。如福建漳州月港，在明初还仅仅是一个沿海的小渔村。
嘉靖之后，由于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的影响，很快发展为”民居数万家“的闽南一大都会，被人称为福建的小苏杭；
第四，民间海上贸易使欧洲殖民者在全球掠夺的白银通过与海商贸易，大量流入中国
使白银在明朝的应用开始逐渐普遍起来，不仅大型交易用白银计算，即使小买卖也用碎银，这为张居正对明朝赋役制度改革”一条编法“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
其次，在政治上
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冲击了明朝传统的统治秩序，我们知道明朝初期海禁政策十分严厉。明朝多次宣布禁海，特别规定地方官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出海贸易，否则处于重刑。
对于这些规定，在明朝初期官员士绅还能相对遵守。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改变，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发展迅猛，面对巨额的海贸利润，沿海的官绅经营海上贸易的日益增多，如同安进士许福先，因与海贼联系，参与海贸，数年即成大富。期间，甚至于明朝的军卫所军官也参与海上贸易活动之中。
嘉靖年间，这些通过海贸获利的地方豪绅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当代表官方海上贸易集团利益的浙江巡抚朱纨实行海禁，剿灭来东南沿海数个海商贸易集散地之后，触犯了民间海商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
期间，海商通过明朝中枢的闽籍御史周亮和给市中叶镗，弹劾朱纨”滥杀“良民，要求皇帝撤销其总督的职位，降为巡视，以夺其权。后来御史陈九德复劾，其”擅杀“之名，朝廷又派兵科给事中杜汝桢调查处理，朱纨感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最后自杀。
这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充分表明了通过海贸获利的民间海商与官方贸易商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也代表了明朝中叶以后，新兴的海贸商人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三，思想上
在民间海上贸易的影响下，一些思想家也开始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私利思想。
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便是有力的证明，李贽是泉州人，久经海贸影响的他，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其表述的功利思想，他将历朝历代所遮掩的道德功利实质，毫不留情的给予揭露。
他认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号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他还公开宣称自私出于人的天性，认为“趋利避害，人人同心”，又说“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
他这种公开宣扬私心、私欲、利己的功利思想，可以看出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所开始具备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及发展，假以时日，必然可以在思想上促进社会的进步。
结语
从明朝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民间海贸实力的增强，其对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等方面都开始发生影响，它的发展过程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表现有其相同之处，也有着极大的区别。
虽然其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功利为根本的驱动性使得这股在明朝中后期形成的庞大势力，以其影响的相关如东林党等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虽然降低了商税对工商业的影响，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明朝中后期持续恶化的财政困境。使明朝的民间海上贸易，并未如欧洲大航海开拓时期那样对国家起到真正的共生促进作用，最终白白浪费了明朝社会真正大发展的良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