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以长期、大订单为主的传统贸易中，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大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尽管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贸易中的参与度却相对较低。通过普惠贸易实现贸易参与机会均等是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中小企业的庞大规模也意味着可观的新贸易增量，倘若能够提高它们的国际贸易参与能力，将为国民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依托普惠贸易推动传统贸易模式转型升级，一是要缩小不同主体贸易参与能力和获益能力的差异，打造平等贸易环境；二是要提高贸易的出口效益，增加贸易收入。
营造普惠贸易发展环境
所谓普惠贸易，就是广泛参与、包容互惠的国际贸易，意味着有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主体都能够直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这既是国际社会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的努力，又是数字贸易高速发展的产物。
首先，普惠贸易能够拓宽贸易参与途径。传统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在固定交易场所和特定交易时间开展业务活动的交易模式，将参与主体限制在一部分专职从事国际贸易的群体之中。而随着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个人只要拥有一部移动设备，便可以依托数字贸易平台随时随地参与国际贸易，实现多样化生产，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数字贸易能够为传统贸易中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提供来自全球各地的商机，使他们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其次，普惠贸易能够降低贸易参与门槛。在数字贸易背景下，碎片化、小单化、移动化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代名词，跨境零售取代了传统外贸中的大单交易，降低了全球贸易门槛。这种销售方式有助于规避库存积压的风险，加速资金的周转，有效地减少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批发商、零售商等中间环节的减少使得卖家能够直接对话买家，通过更短、更便捷的渠道参与国际贸易。
最后，普惠贸易能够提高贸易收益。传统国际贸易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展开，这导致后发国家局限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贸易品出口，在享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容易被抑制住发展潜能。数字贸易则以更低的贸易门槛，推动更多后发国家在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工业或服务业，实现劳动力逐步由农内转向农外。同时，数字贸易通过赋能传统行业，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外贸形式朝着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转变，以利于开拓市场空间。
依托数字贸易平台，各类贸易主体得以最大限度地突破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限制，对促进贸易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贸易，正通过其“全球买，全球卖”的广延性和便利性，颠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为国际贸易营造出更加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这也就是说，必须营造有利于普惠贸易发展的环境，牢牢把握这一核心思路，通过贸易渠道的扩张、贸易门槛的降低以及贸易收益的提高，促进国际贸易包容性发展。
借助数字贸易应用场景赋能
所谓数字贸易应用场景，就是能够通过为买卖双方提供数据交换服务来缩短交易流程、便利交易各方的具体场景。数字贸易场景的应用，能够降低国际贸易的参与门槛和成本，对营造普惠贸易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贸易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可以使一些贸易群体从国际贸易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
首先，精准营销赋能需求对接，能够帮助贸易主体辨商机、拓市场。数字技术及大数据应用，使企业能够对规模庞大的终端客户群体进行精准的分析定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差异化营销。各种跨境交易平台能够为企业提供细分市场、与客户形成长期个性化沟通的手段，使企业摆脱对中间商营销、实体店营销的依赖，打造个性化的产品展示页面，根据销售数据和用户反馈调整营销手段。精准营销能够实现买卖双方需求的有效对接，降低贸易弱势群体的营销成本，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获取海外零散订单，提高营业额。
其次，在线沟通赋能交易撮合，能够帮助贸易主体稳订单、开销路。谈判过程的网络化，在企业及其客户之间建立了高效的沟通机制，能够提升企业客户管理能力，降低合同订立成本。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贸易平台随时随地与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户展开磋商，降低沟通成本，提高订单成交量。标准化的下单程序，便于企业后期将碎片化订单进行分区整合，为消费者提供兼具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沟通过程的数字化和合同的标准化，为中小企业获得与大企业平等的贸易谈判地位，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条件。
最后，供应链管理赋能交易履约，能够帮助贸易主体降成本、提利润。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企业能够整合计划、采购、制造、配送和退货的供应链全过程，提高对市场反应的精准度和敏捷度。产品信息、交易信息和物流信息的数字化使企业能够进行高效率的市场采购和配送，为企业提供实时准确的订单追踪和数据分析，便利企业的通关流程和动态监管，极大地降低其中的采购成本、物流成本、通关成本和监管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提高利润空间。
倡导制定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发展中国家通过数字贸易刺激出口增长、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诉求更加迫切，共享普惠贸易成果的愿望更加强烈。然而，面对随之而来的政策执行和市场监管挑战时，它们往往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数字贸易领域的领头羊，我国应向世界输出宝贵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经验，为各国增强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首先，立足“一带一路”，携手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广泛影响，与沿线国家达成数字自由贸易协定，就数据流动、信息安全、跨境税收等问题展开双边或多边谈判，构建共同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从中国—土耳其“数字丝绸之路”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到《“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我国帮助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交流与协商中传递自身发展经验，增强各国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为缩小全球贫富差距、促进数字贸易均衡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其次，参与全球治理，把握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提出符合中国利益诉求、有利于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RCEP已经生效，加入DEPA的申请也已正式提交，我国在推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中的深度参与，将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应抓住机遇，加入并积极参与CPTPP的重要谈判，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高地，为发展中国家谋利益、谋发展。
最后，倡导多方合作，加速国际标准制定和落实。放眼国际，ISO、ICC等非政府间组织制定的商品和服务标准同样具有全球影响力。我国应加强与这些组织的交流合作，参与标准制定过程，对国内标准国际化、国内规则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际社会上还存在一些由私人部门发起的，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平台和组织。我国应该统筹这些力量，更具象化地将发展经验落实到数字贸易后发国家，为世界开辟一条平等、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发展道路。
以数字贸易发展为重心，突破传统国际贸易的局限，是全球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必须突破的瓶颈，我国亟须塑造一个价值创造能力更强、包容度更高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作为负责任的数字贸易大国，我国有能力也有担当帮助他国融入国际市场，重新激活全球化，让数字贸易真正惠及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