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经复苏面临诸多困境
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属于大概率。后疫情时期以及厄尔尼诺现象中的经济复苏本就困难，世界经济除了正在遭遇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主权债务危机、贫富差距、科技鸿沟等既有困厄外，又出现了一些人为阻力。地区冲突、军费扩张、贸易投资安全壁垒、信心不足等非市场因素，影响并拖缓了经济增长脚步。全球经济体复苏分化现象明显，包括美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在内的一些经济体在2023年表现出了韧性，但不少经济体却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总体走弱。11月29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2.9%（低于前次预测的3.0%），2024年的预测值降至2.7%。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美国有政客提出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主张国家介入产业政策，鼓励以“多样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取代“贸易”，构建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美西方主流有所谓的共识，试图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强化盟友和伙伴经济关系进而“去风险化”。2024年，全球经济资源有限配置倾向会愈发明显，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朋友圈”调整，尤其在关键原材料、数字产业、新能源行业和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处于不稳态。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缺失了“锚定物”的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遇到了包括货币超发、货币错配等难题。美元发行多寡、加息抑或降息、美国国债收益率波动等对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影响巨大。2024年全球利率、汇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主权债务困境等，仍将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总体更加脆弱，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全球经济治理赤字有所加剧。地区冲突、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蔓延到经济领域。世界贸易组织（WTO）部分成员实施的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有所增加，贸易摩擦呈加剧趋势。联合国、WTO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东西方、南北方分化思潮时而凸显，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正在演变中。不少国家的财政政策空间变得狭窄，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2024年全球治理通胀和债务困境的任务艰巨。
中国经济依然韧性有力
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减弱。全球经济下行，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能。美国对华贸易加征关税、投资限制和科技封锁等，使得中美贸易投资科技合作受到严重影响。美西方抱团“去风险化”，进一步削减了中国外部市场需求。
美西方去风险化下调整“双链”影响中国产业和供应稳定。美西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调整“双链”，一方面限制高科技产品技术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对难以替代的战略性资源则不加限制甚至鼓励与中国合作。美墨加协定、美欧贸易与技术合作以及所谓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将可替代性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转移。2023年1至6月，美国对印度、越南、墨西哥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622.2亿、589.4亿和4007.3亿美元，和2016年同期（特朗普任职总统之前）相比，分别增长91.1%、134.8%和52.6%。美国与盟友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欧盟出台《欧洲关键性原材料法案》，巩固了美西方关键矿产国际供应链同盟，挤压了中国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的发展合作空间。
全球金融动荡影响中国金融稳步对外开放。一些国家严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中国对外投资面临风险。美元币值不稳，增加了以美元计价结算的中国企业汇率管理成本。居高难下的全球通胀外溢效应，增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美债资产价格“缩水”。现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不良的金融外部环境，使得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进程受阻。
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呼唤中国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边规则的缺失，使得美西方常基于其认可的价值观和标准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妨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减少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增加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呼唤中国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
2024年，世界经济发展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中国应善于化危为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挑战。要切实增强对复杂经济系统的控制管理和全局驾驭能力，增强全球平衡观理念，缓解“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和标准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失灵问题。要深挖内外市场潜力，重视人口老龄化和银发经济，优化经济结构供给、需求双侧和全链条、全过程的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要抓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甚至重塑之际，统筹发展和安全，有针对性开展中国式补链固链强链行动。要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外部环境”的货币信贷政策，努力协调金融安全与开放，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加快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包括参与全球税制改革、人工智能监管等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在数字贸易、新能源、关键矿产治理等领域达成多边协定等，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