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默克这样，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销售市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不在少数。以外企“扎堆儿”的上海为例，截至2022年5月底，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848家，外资研发中心512家。
在历次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时候，跨国公司的嗅觉总是最灵敏的，它们把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在全球不同区域，以期获得最多收益。二三十年前，许多外企把生产线搬到中国，看中的是原料、人工等要素的成本优势；如今，许多跨国公司又在中国设立辐射全球、策源创新的研发中心，研发了许多全球领先的技术或产品，所看中的是中国巨量的市场、丰富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以及对“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世界实验室”的信心。
从工厂到实验室
百年以上的跨国公司都有着基业长青的密码。对于有着350多年历史的默克而言，这份密码或许就是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利用各国比较优势的能力。1897年，默克就来到中国售卖化学试剂，之后在1933年开设第一家中国分公司，推广其研发的药物和化学产品。那时，中国还挣扎于贫困、疾病与战争中。
改革开放以后，默克看到了新的“世界工厂”崛起的希望，在华建立了销售网络和制药工厂，其在江苏南通投资建设的制药基地也在2017年开始投入使用。这是默克在欧洲以外最大的制药基地，截至2022年默克已为之投入了2.17亿欧元。据史冬梅介绍，这个制药基地可以缩短默克的服务半径，简化供应链，离中国患者更近。
与此同时，这家跨国公司也越发倚重中国的研发实力。2009年，默克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一开始只是将其定位为总部研发体系的支持角色。但在2015年中国实施药品审评审批新政之后，生物医药领域的“中国速度”让默克决定，持续推进中国区研发阶段前移，将中国全面纳入公司全球早期临床开发项目。
如今，默克中国研发团队在“北上广”及成都等地拥有约200位科学家，负责转化医学、临床开发与运营、注册、数据科学、生物统计等工作，研发靶向抗肿瘤药物、免疫和神经领域的创新药物、辅助生殖技术方案，等等。
不同领域的领军企业各有成功之道，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不仅要在“世界工厂”制造，还要借力中国的研发力量创新。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在深圳设立其全球首个创新中心；特斯拉在上海不仅建设了超级工厂，还设立了以整车开发为基础的研发创新中心；施耐德电气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建立了四大研发中心；法国工业软件提供商达索公司干脆将亚太总部从东京搬到上海；西门子将位于苏州的西门子电气产品中国总部升级为中国及东亚总部，覆盖其在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业务；欧莱雅在华设立首家投资有限公司，把中国列为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
研发投资的流动数据也能证明这个趋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从来源地看，韩国、德国、日本、英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58.9%、30.3%、26.8%和17.2%（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in China for China
跨国公司的选择绝非偶然。麦肯锡在一份题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弹性和再平衡》的报告中指出：“更多的生产正在靠近主要的消费市场，而中国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持续吸引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深度布局。”
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外资企业对连续举办4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热情不减。今年第五届进博会召开在即，已签约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有270余家，回头率近90%。
2020年7月，达能集团的开放科研中心在上海揭牌，这个中心主要从事母乳、肠道健康、专业特殊营养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不谋而合的是，雀巢、恒天然等国际乳业巨头也纷纷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或产品应用中心，进一步加码中国的中高端奶粉、乳制品市场。
急速增长的市场，以及更加精细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消费者需求，是吸引这些乳业巨头的主要因素。2020年，中国乳制品总需求达到5431万吨，同比增长8%。而随着奶粉新国标在近几年的发布，高端奶粉更加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国信证券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普通、高端、超高端年复合增速分别为5%、20.5%、39.5%（按零售价值计），预计到2023年，超高端奶粉在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将占26.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撰文指出，从空间布局来看，在华外资企业的战略已经从in China for world（在中国为世界，强调中国“世界工厂”的作用）转向了更多的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国为中国，强调中国生产更多面向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把中国市场业务作为主轴。这种新形势，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开放合作、与国际接轨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特点。以医药研发领域为例：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允许境外未上市新药经批准后在境内同步开展临床试验，且符合要求的实验数据“可以在注册申请时使用”。这给医药行业的研发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与全球同步研发的步伐，使中国患者可以及时获益于全球药物创新的最新成果。
“对于默克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让我们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倍增。”史冬梅表示，默克正在推进“中国主导”临床模式转型，并与本土创新药企合作研发，进一步加快变革性的创新药物在中国上市。
人才回流，开枝散叶
作为投资人，璞跃中国（Plug and Play China）中国管理合伙人赵晨最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外资企业重点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前沿技术公司，甚至希望在中国开展一些项目投资。“很多我们外企的客户也在中国设立他们自己的CVC（企业风险投资部）。”赵晨分析，外企到中国开展CVC投资最为看重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市场，第二可能就是人才。”
巨量而持续的人才供给，是吸引外企加码投入，并设立研发创新机构的关键因素。而顶尖的青年人才持续回流，则进一步坚定了外企在中国设立更多研发机构的信心。
全球化智库（CCG）、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与领英中国（linkedIn）联合发布的报告《高校校友观察：中外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1》指出，有七成以上的U10（十所“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正在逐步摆脱人才流失的情况，“出国留学-回国发展”的国际人才环流趋势会更加明显。
这些海归人才往往会被跨国外企“盯上”，它们以颇为优厚的薪资待遇、宽松的研发环境，期待这些回流的海归人才产出一系列技术创新。微软于1998年设立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便是一个案例。这是微软公司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在与中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下，已有超过300项创新技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诞生，并应用到了微软产品中，包括Office办公软件、Windows操作系统、Bing搜索，等等。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也从这家研究院走出，并且进入各个领域，有的创办创业孵化机构，有的加入高校担任教授，有的加入其他数字经济企业施展拳脚。
今年9月，微软宣布将围绕人才吸纳、园区扩建、教育投入以及本土生态四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并且在未来一年继续扩大在华招聘，员工总数预计将突破1万人。微软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
